【战云长天时评56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九:(6)文革前的黑暗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毛泽东众多反人类的话语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历史的裁判权如今已经重回世界正道主义者手中,我们也将毫无疑问地向世界宣告,“任何地方,如果还有共产主义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平民主义的旗帜。”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在面临中共发动的生物恐怖主义时,政客们惊人地表现出怯懦、无助和恐惧,这就是中共制造的生物恐怖主义旗帜,它正在而且已经插遍全球。值得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正在爆料革命的揭示下醒来、行动,并且准备好为人类未来而战、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战,人们要揭露毛泽东荒诞的“歼灭麻雀运动”以及在“四清运动”中猎杀农民以及知识分子。

毛在杀戮中走上神坛的同时又企图以树立一种平民化的神祇——雷锋这样的光辉形象来掩饰自己的邪恶,以此反衬自己的所谓合法性。不管毛如何掩饰自己的罪恶,40—70年代的中国人完全生活在毛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人们不是饿死就是被自己人打死,惶恐程度犹如2020年的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而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在持续的反右运动中以不忠于毛泽东为由被清除。

在三年灾难后,毛以退为进,为了清除所谓党内异己,重新夺回权力,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人性中最邪恶的东西激活,一场中国人互害、互残互杀的文革运动在三年大饥荒等一系列杀戮的罪名基础上又一次积累了共产党反人类的罪行。

在中共超限生物基因战的威胁下,人类近代史文明将要第三次联合起来,将中共政权像歼灭二战中的纳粹集团一样予以歼灭,并且将是彻底地向国际共产主义进行二战中未竟之义务——将国际共产主义从这个星球上拔除!实现长久和平!

一、毛泽东告诉你“血旗”的由来

林彪在1958年全军高级干部讲话中号召全军学习《毛选》后,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呼呼刮向大江南北。在一次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实际上明确肯定了林彪这个吹鼓手的马屁工作做得好,并且要在全国公开推行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树立为全国的偶像。6月1日,一面《红旗》被高高的树立起来了。文人刀笔吏们喊出为了“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的口号成为《红旗》创刊号发刊词。这意味着“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的更大规模的杀戮即将开始。

毛罔顾全国到处饿死人的事实不见,却一味地看重给自己树立偶像的事,他在大跃进中所追求的运动的成果就是这个。1958年,陈伯达在成都参加有关“大跃进”的会议上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见《未名论坛》)在以往的认知中,人们一直以为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运动是下面的人吹捧出来的,而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自己大言不惭地要求全国人民要拜他这尊鬼神。

魔鬼想法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浮夸风运动中体现了两点事实,一,毛对治理国家完全是白痴,似乎以为自己真的是“神”;二、毛是坚定的反科学、反智主义者。毛天真地认为靠着马列主义就能治国。在一个杀人魔王的麾下,为其服务的所谓国务院领导班子为了保命保官,人人自危,于是浮夸风的兴起不仅针对毛的个人崇拜大肆吹嘘,而且体现在各行各业上。因为上面定各种生产指标,下面就有人为了保命要官夸大生产成果,如粮食产量和钢产量。总之,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联合起来造假数据,这和习近平数字脱贫惊人的类似。官员们都在顺着毛喜欢的话下达出乎异常的生产指标。“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7%。”这些大炼钢铁的数据都是严重虚报上来的数据,而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也不甘落伍,提出“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观点。毛泽东全盘接受了王鹤寿的观点,并于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意思是我们只需要用数据就可以赶上英国,超过美国。而且,现在可能就已经赶上英国了。其实,毛提出“赶英超美”(Keep up with the UK, surpass the US)的口和习近平“统治全球”的目标是一个意思。不过,毛为了“留余地”,表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不变。如今,70年过去了,中共国赶上英国了吗?反倒羡慕朝鲜的模式。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李富春进一步讨好毛,认为薄一波提出的年产624.8万吨钢铁太少了,他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而一个叫王鹤寿的人靠着一拍脑门论证李富春报告的可行性,“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显然,在数字超英赶美计划中比李富春提前了2年,并把15年超过美国计划修改为追上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等人的意见,(见《大跃进》)这实际上是行政官员们为博得毛的欢心一拍脑门既定的闹剧,完全将专家、科学家和常识扔到脑后,于是大批干部、群众、专家、教授被插上“白旗”。

什么叫“白旗”?笔者只听说过,在80年代研究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等,恐怕如今造辽宁舰的专家很快就不如垒猪圈的了。这不是历史玩笑,笔者回到问题的核心,究竟什么叫“拔白旗、插红旗”?其核心意图是“技术创新”,这个词,这不是习近平正在搞的“科技创新”吗?他们不仅一直把偷来的技术当做创新的玩意儿,并且把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做成了“穷人的核武器”,它正在持续袭击整个世界。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总算超过美国了呢?不过,希望习近平最好躲在十八层地底下的山洞里别出来。共产党的盾构机足够掘地千尺,地狱足够容得下中南坑的那帮反人类主义者。

1958年的中共毛当局,为了给大跃进运动造势,鼓励各种“奇思异想”,或者叫鼓励各种“胡思乱想”,这又和习近平鼓励“全民创新”的口号如出一辙,导致全国各地搞出许多科技园区成鬼城的现象。比如时任官员提出,“在农业领域提倡‘密植’,在工业领域提倡‘土法炼钢’,反对科学研究和科学生产,进而发展为打倒学术权威。”华罗庚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冯友兰等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均被树为‘白旗’”。这等于在农业和科学领域完全不按专业农民的做法种植粮食,秧苗插得越密肯定越高产啊!你们不这么做,稀稀拉拉地插上秧苗是对土地的不尊重,是一种可耻的浪费。而工业生产“民间偏方”可能更加管用,因为那帮科学家就是书呆子,听他们的话,他们几辈子也没办法超过美国。因此,在工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和工程师、科学家都被插上“白旗”,表示他们是阶级敌人,如果插上红旗,那就是“热爱毛主席”。从1958年后,浮夸风吹倒了一切专业技术与科学的大厦,工农业发展的妖风愈演愈烈。(见《拔白旗》)这股由毛煽动的妖风直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因为在毛看来,很多人在运动中暴露的想法与他大不一致,甚至公开反对他。

“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见《插红旗》)这是《红旗》杂志的极端反动言论之一,意在指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官职,只要他仍然还坚持真理、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坚持按常识办事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旗帜,都是被革命的对象,都应该打到他,直到被“血旗”取代。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对于“插白旗”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在当时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周凭借自己威望,终于遏制了这场可能危及自己存在的危险运动,这可能是周在运动中唯一一次的胜利。直到27日,中共中央遵周恩来命令下发《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加以甄别平反”。随后,绝大多数人平反。(见《插红旗》)但好景不长,一场更大的政治风云已经形成凝聚态势,此时此刻的毛认为,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造成严重经济问题,遍地饿死人现象不容小觑,而插白旗运动可能触及更多高层神经,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更多的社会和人民生计问题引发连锁性的灾难,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上,毛同样显出他的无能和白痴表现,一连串的政治笑话应运而生。

二、毛为中共荒诞执政树立榜样

中共国荒诞行为无外乎一个目的,掩盖既定错误政策造成的影响,转移犯罪责任。没粮食归罪于麻雀,认为麻雀是造成大饥荒的主因,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毛泽东看来,麻雀虽小,坏事做尽啊!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麻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并肯定论证了“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反对者认为麻雀不是害鸟,却仍旧被定性为是“有罪之鸟”。这好比说,皇帝就是没穿衣服赤裸着的,却被那些刀笔吏们强行论证为“皇帝是穿着衣服”的荒诞逻辑一样。(见《打麻雀》)50年代的中共国人觉得好笑吧,今日之中共国一样,在文明面前没有丝毫的进步。你反对,也不得不满地打麻雀去。据说下指标,每人每天必须打多少只麻雀才算完成任务,就像中共警察抓人一样,各派出所每月必须抓多少人回来。尽管好笑,但必须做。笔者为了证明中共会有那么一点进步,不要冤枉CCP,于是,在推特里搜“打麻雀运动”,果真,2020年5月9号,一名@AILNG120推友说:“你国有权不仅祸害百姓。连鸟也不放过,远有打麻雀运动,今有拆鸟窝行动!”(有视频)可见,这种新的打麻雀运动旨在将麻雀驱逐出市区,可能麻雀没有居住证,需要遣返。这的确是中共打麻雀运动的一大进步,一窝端。这种“一窝端”的手法和打击所谓的贪官、政治犯一样。一家老小以及团伙系数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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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一次讨论麻雀合法性的会议上说,“全体讨论认为麻雀以谷物为食,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判麻雀有罪(见《打麻雀》)可见,麻雀级别之高,堪称常委和省部级,“毛主席”亲自定性,如今,被打压的官员,能被习近平亲自定罪的官员级别一定在省部级和少将级别之上。习比毛高级的地方叫“打老虎”和“拍苍蝇”运动,(老虎,即省部级、少将级以上官员;苍蝇即“科”“处”级)而麻雀只需一窝端即可。

毛将消灭麻雀一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用词均以“围剿歼灭麻雀”来形容运动的性质。首先从四川开始,在动员全国围剿麻雀之前,新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毛征服人类、征服自然、向自然开战的伟大战役就是围剿麻雀大战,只要将麻雀全数围剿了,比歼灭蒋家王朝还有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征服了人类和自然,文艺吹鼓手们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政治敏感首先被郭沫若捕捉到了,时任中共国文联主席、中共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做《咒麻雀》诗歌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部分摘录如下:“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见 《打麻雀》)好一只“混蛋鸟”,郭沫若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两个儿子被打死,面对其妻哭求,也无动于衷,继续赞美毛泽东。因此,郭沫若对待妻子的态度可能是“毛泽东下令保护郭沫若”的直接原因,正如笔者在《毛的首要任务是改造人性》一文中所言,“要不你向郭沫若之流学习,宁可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作为献给毛的祭牲,也要高歌毛的伟大,要么你闭嘴”。

1959年末,当科学院的领导人看到了朱洗和郑作新等科学家对麻雀的消化系统进行了解剖后发现其中四分之三是有害昆虫,只有四分之一是人类食物。这表明麻雀对人类有益。一场歼灭麻雀运动宣告终止,而且,还给毛泽东讲了一个法国歼灭麻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这可能是科学家为了避嫌,杜撰的故事)“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结果却是如何呢?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来雀种,加以保护和繁殖。”(见《知乎》)也许是这个故事说服了毛,也许一定会有人建议,麻雀繁殖快,在大饥荒中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捕食麻雀充饥,对缓解饿死人有一定帮助,突然,毛决定终止捕杀麻雀,“不仅保护了麻雀,而且还从俄罗斯进口了麻雀! ”(见《观鸟》)

朱洗等人作为劝谏捕杀麻雀的科学家,却在数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和那些曾经“反对打麻雀运动的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在1962年就已病逝。”(见《打麻雀》)遗憾的是,类似于这种低级愚蠢的历史错误总在独裁专制国家发生,由于国家领袖非民选,上面的智商多高,决定下面所有人的智商,即使你厉害,你也要装作糊涂,然而在毛泽东、习近平看来,沉默也是罪,你还要去激发领导悟出道理,还不能让领导感觉到是你的主意。可见,中共被清理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结果。人类文明将不再有如此违背科学常识和人伦的大规模、长期的完美犯罪行为发生。笔者也一再强调,中共之所以能做到完美犯罪,原因是因为中共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所有人变成“失语族”。失语型社会既已形成,人们就失去批评政府的权利,而最好的做法就是闭嘴。但适当的时候,还要被强逼着叽喳着喊几句“利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口号,表示你在中共国家机器面前必须是会叫的“无公害”的麻雀。

三、毛真正恐惧的是“火种”

毛篡夺政权后14年,即1963年,开始对农民的命运进行修改,旨在防止由毛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一系列农民起义运动,如“秋收起义”等工农革命军,包括在延安时期,吸引了一大批农村青少年,甚至大量未成年儿童,而这些力量在和平时期就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燃”吗?这是毛的独裁思维逻辑所决定的。套用一句民间谚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1963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农村逐步推行的一场针对农民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意图防止农民造反。”(见《四清》)即四清运动。中共国农民如何理解毛的行为?当年,农民们砸锅卖铁,甚至为他祭上自己的儿女支持毛领导的革命战争,如今好日子不但没来,噩梦连连。直到今日,中共国农民依旧高喊“厉害了我的国”?

中共很快就会成为历史,我们如何评价中共“四清运动”的本质问题?首先要明白四清运动的目的,如笔者上述所言,毛真正惧怕的是“星星之火”,也就是把农民的“反抗之心”偷掉,换上“CCP的红心”。

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毛泽东表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号召罕见地没有人反映,只有湖南和河北省委有人向毛汇报工作开展情况。毛发怒了,同年8月8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向农村群体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直到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四清》)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教训对毛有恩的农民,按邓小平“我是农民的儿子”的话说,中共的执政是开启了儿子教训老子的时期。中共国的伦理就这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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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笔者称之为“双四清运动”,即彻底把农民的身体里最后一滴血腥味去掉。何故?这等于当代中共审计署巡视组一个操守,向农村派驻审计巡视官,钦差大臣如发现问题,即可对苍蝇级官员就地免职双规。但在毛时代就是阶级敌人的问题,不是双规那么简单。可见,双四清运动即从人的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摧残。人们不禁要问,查处腐败村官,难道不应该处置吗?中共国官宣大致都是这个意思,即对四清运动持肯定立场。但,试问,中共自毛以来,每次反腐败以后,农民利益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中共官员廉政多了,还是贪腐多了?因此,这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中共犯罪本质就是完美犯罪心理,意思就是,杀人前,一定要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头。

“双四清运动”和笔者之前论述的案例中的大屠杀性质没有区别,“据相关研究人员报告,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共整了5,327,350人,产生了大量冤假错案。”(见《四清》)毛在江西瑞金时期就靠大屠杀起家的,因此,中共所谓的“冤假错案”只是一个伪命题,按着合理的逻辑分析,即承认有“冤”“案”,必有“假错”,问题是“案”的前提是要有法?中共有法吗?既无法,冤假错案必然是常态化。因此,人们在捋清楚中共怎样完美犯罪的逻辑后,人们自然会明白,中共只要无法,一切行动也好、运动也好,都是错案,都是草菅人命。1963年5月,毛泽东认为中央干部们不理解其歹毒意图,又不便明说,在当时的官员看来抓上不管下,应是对干部要求的潜规则,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农民还能翻了天不成,但毛恰恰认为农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抗精神不可小觑,便在杭州开会指出“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套。”意思很明白,整死农民中有点本事的,如村官,不再允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四清》)因此,四清运动本身对身无分文的农民没有任何威胁,主要防止的是有能耐的农民干部,要求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即稳住了农民、打击了农村干部,又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因此,在中共国任何时期,真正的穷人都不是反共者,真正反共的都是那些有一定话语权、良心仍未泯灭的正道主义者,而这些人如今也早已成了敢怒不敢言的失语族。

为了加快对农村干部的教育,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易稿四次。足见其重视程度。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伤人太多。”于是,有关整死农民的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指导文件”(见《四清》)旨在对有点思想的农村干部加以整治,不要伤害手无寸铁的农民,因为农村的力量大有作为,因此,毛必须亲自操刀,而此时的中共自上而下的干部们却没有料到大祸即将临头。因此,这个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交叉出现了。此时的中共国,从农村到城市,无一处安全岛,整个中共国一片哀鸿,即三年自然灾难时期的人间地狱之火熊熊燃烧,魔鬼的手死死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四、雷锋喊出《毛选》就是食粮

雷锋精神被中共国人视为学习“做好人好事”的运动,备受欢迎。笔者记得小时候,“雷锋帽”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这恰是完美犯罪的心理产物,向雷锋学习只是继续麻痹本已麻木的一些人的思想,目的在于危机中稳住权力,你也可以叫着毛的危机公关管控意识,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完美犯罪心理产物,即做到奴役人类而备受被奴役者称赞。因为在“饥寒起盗心”的常识下,人民不可能饿着肚子效忠你,必须有一个便于操控的意识形态。于是,1960年的沈阳军区想出一个绝佳的好点子,很快得到毛的赏识并全国推广。

1960年,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将军指示要求“培养雷锋”,其团政委韩万金亲自撰文宣传雷锋,并号召全团“学雷锋、赶雷锋、做雷锋式好战士”的宣传活动。由于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军队虽然不至于饿肚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甚至自己的战士们饿死,这时候的中共完美犯罪心理就被激发出“灵感”来,认为必须要有一场新的运动,才能转移毛的错误领导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实,“忆苦三查”活动便应运而生。这个活动简单来说,就是装苦、把本来已经很苦的日子转化为回忆旧社会的苦,对比今日的苦是一种甜如蜜的生活,因为未来的日子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定是光明的前景,而这正是中共从上到下的体制病,许诺你虚幻的未来,夺走你仅有的物质。因此,一场空前的意识形态的精神阵地战在沈阳军区打响,由推选代表雷锋做忆苦报告领头人。

雷锋在笔杆子、吹鼓手们的策划下,说出了一句惊人的完美欺骗得像精神毒剂一样的话语,足以在全军扩散,并有全国大爆发的态势。一场全国人民死忠毛主席、忘掉饥饿的战争就这样打响了。因为雷锋说:“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见《雷锋》)这“四个不行”意思很明显,毛的话就是精神食粮,笔者记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见 《圣经》约翰福音六章5节)这引起各级领导关注。因为雷锋的话道出了各级领导想说没敢说出来的最好听的话,可以说,没有什么话比这更打动毛,也没有什么赞歌比这话更美更甜。这一造神运动的反动宣传堪比后来文革中人们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湖南省安庆乡的雷锋做到了,于是各级领导立刻作出指示,“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在我的一切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毛这个邪灵也就全面进入到中共国所有人心里,成为精神食粮,饿死也要喊“毛主席万岁”。

这完全归功于沈阳军区的吹鼓手们,在响应林彪号召学习《毛选》中推出了雷锋,在全军树立典型后,中宣部开始介入宣传,引起毛的注意,1963年2月,毛泽东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见《雷锋》)毛眼睛一亮,就喊出“向雷锋学习”这个口号,目的很明显,这不就是掩盖大饥荒这个人间炼狱般的大灾难最好的精神胜利法吗?中共太善于玩弄完美犯罪心理。自从毛泽东第一次提到雷锋这个人后,毛成功地塑造了毛神之外又一布衣“金身活神”,这样有利于在大饥荒中淡化自己作为“神”的形象,不至于将自己错误领导造成全国性大面积死人的责任引到自己一人身上,这绝对是毛的如意算盘。为此,“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经由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于1963年3月2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见《雷锋》)这样一来,雷锋这个光辉形象被树立起来了。

毛成功地将矛盾转移到平民金身活神雷锋身上。这一完美欺骗案例成为中共历来效法的榜样,如习政将生物基因工程刽子手“钟南山”也再次推上病毒神坛一样,如全国劳模评选等都是如法炮制的造神运动。但中共国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由林彪把学习雷锋和学习毛著的目的归结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将革命的标准从忠于事业、忠于人民、到忠于党。乃至演变为“忠于最高领袖个人,走向文化大革命。”(见《雷锋》)这样的事实也许超出包括周恩来等人所预见的结果。

事实上,中共所有这些造神运动只有一个目的,即转移人们对中央错误领导结果的关注度,从而掩盖自己错误领导的罪行。而毛比现任习近平聪明一点的做法是自己在巨大错误面前敢于主动退位,敢于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正如笔者在《毛的人间炼狱触发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所言,毛在全面搞砸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后,自知触犯众怒,以主动退位,作为缓兵之计,退而不休,谋求再次夺回权力,即一场文化大革命在全民饥荒中即将大爆发。而习近平的玩法则是赌徒心里,将错就错,硬碰硬。套用路德经常讲的一句话,“中共就是以一场更大的恶来掩盖已经犯下的恶”,这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已经在爆料革命的穷追猛打下、在面对西方要求病毒起源的追踪上带来的压力已经造成党内分裂的局面,面对内忧外患,习突访三亚后又来到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习传递的信号很明显,准备再次以一场更大的血洗来掩盖自己所有的错误。他说,“在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这篇不到300字的新闻短讯里提到了三个“死”字一个“血战”,记者巧妙地以记录习近平这几个重要关键词传递习的压力到了沸点,真到了在台海决一死战的历史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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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毛在发动文革前已哀鸿遍地

毛泽东在治理国家的第一个十年期,从1949年建政以来到1966年以来,即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屠杀中国人约4680多万人。毛泽东这十年内发动了20场运动,平均每年两场运动。

这些运动分别为“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胡风运动”、“大肃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鸣大放”、“反右运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打麻雀运动”、“四清运动”、“学雷锋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 、“工业学大庆运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笔者为此采访了一位高检院前检察官,他说,“毛泽东发动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权,他不在乎死多少人,有一次。毛参加东欧的一次共产国际会议,在会上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说,‘你们之所以政权不稳定,就是杀人太少’。毛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政权,只有杀掉一切不服从的人。要稳定人心,只有一个接着一个运动,就像人站在大风车上一样,始终要将人的精神紧张度提升到嗓子眼上来,人们在恐惧中忘掉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是非观和正义感,剩下的只有能不能活着……”笔者欲哭无泪,当代中国年轻人,只要想想习近平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共产党,牠从未改变反人性的初衷。与邓、“江胡”时期温和的运动不同,习效仿了毛政“噩运”,同样是运动不止,生命不息,如今要屠杀全人类。习在接近灭亡前的疯狂,向台湾开战的概率越来越高。随着中共噩梦般的政治运动逐渐演化为明显长久的反人类犯罪后,党内已有更多人如梦方醒。

学大寨运动的“万里千担一亩田”的那一套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见《学大寨》)的做法试图旧戏重演。毛的学大寨大庆运动则是为了掩盖公社运动中大跃进的大失败的政治考量。认为只要人们再次投入一场新的运动,就会不计前嫌,忘掉过去。而这一点,郭文贵先生曾经证实过,常委里的确有人,且普遍这样认为,中共国人忘心大。多惨烈的运动,只要稍加缓和,过一阵子就过去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完美犯罪屡试不爽的原因所在,遗憾的是,不相信神的中共党人绝不会想到自己万无一失的超限生物基因战被闫丽梦博士曝光了。这也是毛泽东之流没有想到的,他的基业即将毁于一旦。

时任总理周恩来在1964年12月,中共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并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见《大庆》)而两论起家指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周恩来可谓巧妙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荒诞治国理论,用毛自己的逻辑则可直接理解为,在公社中大跃进失败的实践中行不通就拿起矛盾论来为自己辩解,即前面反对科学,今天,科学家就替你发现了油田,你要不要继续反科学?因此,周恩来只能说毛是两论起家的矛盾体。

一个现代版的荒诞的帝国,始于毛,将要终于习。就在这七十年的统治中,中国人即将结束意识形态治国下的“运动会”,因他不是叫人装弱智打麻雀,就是叫人装傻学雷锋,或者逼着人在苦难中激情颂扬“共产党”,更离谱的是,杀死你全家,留下你一个活口还要你感谢党。人们在各式各样的运动中丧失了亲情和伦理,失去了正义与是非,所谓铁人王进喜却自己跳进泥潭充当搅拌机;所谓大寨精神,要求人们山下担土,在山上石板中造良田。

笔者在结束文革前的中共“运动”评述后,突然感到一种怪异的释放感,因为中共毛泽东带给中国人70年的灾难行将结束。毛的历史功过绝不是他自己说的“4/6开”,而是“他死了”。山东建筑艺术大学副院长、省政协委员邓相超曾说,“毛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他‘死了’。”(见 @ou_judy)就连这件事也不是他做的,是上帝做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于中国人百害而无一益。在接下来的文革历史中,笔者将要发现哪些荒诞故事?随着对这些历史的倒推式的探究,笔者发现,在人类文明所能有的灾难中,中共制造的邪恶,就是二战中的希特勒也望尘莫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区所表现的也没有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人邪恶。为什么至今仍然有那么多人崇拜他?这是未来新中国联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一系列堆积如山的中共党史解密,一旦这些机密信息得到彻底曝光后,中共国人自然会如梦初醒,或者泪如雨下,撕心裂肺?这是事关如何认识这样一个魔鬼的政权最好的办法。相信,当中共那些完美犯罪档案在阳光下展开时,毛习之流的伟光正形象绝对颜面扫地,相信国人开智之日指日可待。

2021年4月27日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

插红旗 
打麻雀 
四清 
雷锋 
人间炼狱 
拔白旗 
观鸟 
知乎 
新华社 
学大寨 
大庆 
@ou_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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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文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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