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也救不了香港,灭共是重生的唯一选择

图片来源: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Treasurers

近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何香港无法成为另一个新加坡》的文章,在国安法出台这个大背景下,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又成了热点话题,文章因此比较了两座城市的异同点,并对香港的未来深感忧虑。

曾经新加坡的一位政府部长坦率地说,他承认新加坡政府会故意让它的政治对手感到生活难堪,但是这位部长形容,在新加坡,政府使用的是“牙科工具”;而在中国,政府使用的是“大锤”。

文章指出,在香港的商业精英中,有许多人希望,一旦人们习惯了法律,香港就能恢复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城市之一的地位。他们争辩说,虽然一年的动乱和示威活动使香港摇摇欲坠,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但是现在中共政府已采取行动恢复了秩序,香港也会很快恢复到从前的地位。

香港政府中的亲共阵营经常援引“新加坡模式”。很少人会认为新加坡是个类似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说,这个城市国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有着友善的商业环境。香港亲共立法委员田本辰(Michael Tien)就曾提到“新加坡模式”,他认为国际商务人士将必须避开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四个禁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恐怖主义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只要远离这四个区域,其他都好说。

文章进而拿新加坡做比较,外籍高管在那里通常很乐意遵守当地政府设立的政治红线。自由之家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机构,负责监控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并将新加坡评为“仅部分自由”的国家。它在最新报告中指出,新加坡的政治体系“限制了可靠的反对党的发展,并限制了言论自由”。民主监督机构甚至认为新加坡比邻国印度尼西亚自由度还要低。然而,大多数外国人都相信新加坡的法院系统能够在商业问题上保持公正,并有效地采取行动。事实上,法律服务也是新加坡的重要出口服务之一,新加坡已建立了世界第三大国际法律仲裁服务。

然而,文章作者则认为,新加坡模式不太可能适合香港。 作为一个小而独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深知所有的立国之本最终将依赖于外界的良好意见和良好意愿。 它没有腹地可以依靠,但香港是中共国的一部分,和整个大陆相比,香港似乎不足挂齿。如果必须为共产党的更大利益而牺牲香港,那么中共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一决定。

而新加坡是不断根据全球最佳的做法来衡量自己,那里的制度虽然具有一些专制性,但是可预见和受约束的。相比之下,中共的制度是不可预测的,它是建立在共产党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权威之上。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他在剑桥接受过培训,并且深受西方传统的影响。而中共国的领导人们明确拒绝西方关于法治的观念,甚至说中共国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或司法独立的道路。

文章还指出,香港的繁荣恰恰是建立在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独立基础上的,而中共却视其为洪水猛兽。中共誓将其绝对权威原则扩展到香港。在中共的制度下,香港没有自己的决定权,一切都取决于从北京派往香港的国家安全官员。

在这样新的环境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总部设在香港的企业,如果他们与一家大陆企业或一家中共国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是否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在国安法的笼罩下,即使是那些渴望和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商人,恐怕也难逃被迫害的厄运。这样的例子在大陆举不胜举。

中共无疑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富强,经过一年的示威和动乱,他们甚至狂妄地相信香港正在摆脱无政府状态。但不幸的是,香港这个曾经伟大的商业城市,在中共的铁锤下已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评:

香港和新加坡的确是两个经济地位相当,文化背景类似的城市,也经常被拿来做比较。不得不承认,香港和新加坡能够经济腾飞,拥有全世界认可的高素质人口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是与当年英国打下的坚实的法律体系基础息息相关的。没有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谈自由和民主恐怕也是空中楼阁。而做为一个能够长久繁荣稳定发展的社会,自由和民主是不可缺少的。今天,在全球自动灭共的趋势下,只有摆脱中共的邪恶控制,香港才能真正涅磐重生,恢复往日的光辉,而新加坡也一定可以和没有中共的新中国一起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原文链接

翻译报道:人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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