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解评:【世事解评】共产主义蚕食世界(四)——精英集团

作者:纽约香草山写作组 文尊

共产主义者在全球实行的是以渐进式渗透腐蚀的方式来改变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他们的计划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00年前。他们最主要的渗透对象就是团体:从最早的工会、学生团体、妇女组织,甚至教会和政府,再到近些年的高端组织,比如医学界、科学界、金融界和各国的深层政府。达沃斯人(DavosMan),也叫达沃斯党(Davos Party),指的就是来自各行各业国际化的全球富裕精英阶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71年,早期的欧洲管理会。自1973年起,论坛的关注点就从企业管理转向经济和社会事务。如今,它所涉足的领域从经济,政治,科技,到世界事务甚至是世界和平等一系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达沃斯世界经济峰会,也被称为是全球精英的聚会沙龙,同时,也是势力扩张的机会沙龙。

图源网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创立人,克劳斯·马丁·施瓦布(德语:Klaus Martin Schwab)。施瓦布本身就是一位精英人士,德国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瑞士籍。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和执行董事长。1938年出生在德国拉芬斯堡,先后在弗里堡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拿到工程师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公共行政硕士学位。还有许多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及担任以色列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和中国的外交学院的荣誉教授。施瓦布本人也是中共的好朋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邀请中国参会,还于 2007年创立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六月或九月在中国天津或大连举行。他的妻子Hilde Schwab,也是前任秘书长,和他共同创办了面向社会创业机会的施瓦布基金会。除了发掘世界领先的社会企业家,基金会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社群建立(2013年有260名企业家),复制其方法并将其与企业、政治、学术、媒体和其他领导人联系起来。 社会企业家参与论坛计划,并担任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的专家。 基金会与选定的公司合作,推动社会企业家的活动和支持社会创业的倡议。基金会通过其全球青年领导人论坛发掘40岁以下的社会企业家,更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INSEAD一起,为选定的社会企业家提供高等教育的奖学金机会。当中具体社会企业家的案例研究被提供给领先的学术机构,纳入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信息来源:维基百科

施瓦布基金会

说到基金会,就不得不联想到臭名昭著的克林顿基金会。多年来,该基金会屡屡爆出各种丑闻,被质疑打着慈善的幌子为各方私人资金谋取不当利益。《财富》杂志曾评价说,克林顿基金会“模糊了公益、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界限”。无独有偶,和克林顿基金会一样,施瓦布基金会也向参与基金会活动的商人和投资者颁发顾问等荣誉称号,不少中国商人都获此殊荣。而这就如同是通往国际商业之路的“护身符”:他们不但可以在全球建立私人的商业帝国,同时,还可以通过商业渠道上升到政府高层的圈子。基金会团体也就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和商业运作的平台。

同时,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慈善基金会,他们绝不是慈善捐助解决社会问题,或是避税那么简单。如果你认为是拉拢人脉关系,聚集资金,从而谋取更多利益,也太小看了他们了。他们是全球性的势力中心,是一个滚雪球似的势力膨胀机器:它可以使私人力量无限放大,从而插手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2009年,由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手发起的“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就招募了全球150名富豪加入。这和达沃斯人同命同源。不管是慈善机构也好,还是基金会也好,本身这样的机构就是一个庞大的团体,员工从几百到上千(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的员工就有1000多名,金额更是富可敌国,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就达1500亿美元)。

下面,我们通过基金会或是慈善团体的运作,来看看它对我们的影响。作为个体的捐助者,通过捐助不但可以提高社会地位,还可以拉关系为自身企业的发展开后门。作为被捐助的团体,获得更大的资金可以获得在各行业各领域更大的筹码。举个例子:当某个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会组织灾后重建工作,而往往这样的基金会或是慈善基金会,就会派出某某人以大使或是主席的身份出现。他就成了承包商需要朝贡和游说的对象。这些大人物呢,他们只会把工程给到和他们有利益关系的承包商手里。关系一旦确定,往往会得到来自国家的一大笔贷款。这样的团体往往是两头通吃。基金会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发起在某个地区或是国家的某个项目,受益者可以是某个私人集团。基金会里的大人物不但可以受邀通过演讲,电视采访等作秀赚取利益,还可以获得来自项目得益者的大笔捐赠,从而轻松的实现WIN-WIN。

然而,这只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往深处挖一挖:政府更有钱还是这样的团体更有钱?当政府要对各个行业,比如医疗或是教育,进行改革却又面临经费不足或是预算降低时,这样的慈善团体就会挺身而出。他们不但为自己赢得公众声誉,更为自己插手到这些行业顺水推舟,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你可能会说,慈善家不一定会插手政治或是公共事务,但是你想错了。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家,那些真金白银为百姓建学堂、传道的慈善早就屈指可数了。 Kristin Goss的一项分析发现,美国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机构里,有近半数都对制定公共政策表示了兴趣。比如,索罗斯就曾经大言不惭的称,他影响行政议程的行为是“重新定义慈善事业”,而他的资金却在全世界支持着各类团体。这些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超级富豪对大选的干预。与此同时,民主社会的体系也遭到了潜移默化的破坏——因为民众没有了话语权。只要搞定超级富豪,就能搞定一个政策的制定,或是一位新的领导人的诞生。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普通民众不管你怎么选,都很难选出自己理想的领导人。不管你的政策偏好如何,最终政府出台的和我们想要的,都是大相径庭。我说的这个,不只是在美国出现,西方很多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一个通过捐助影响政治立场的事例:1998年,印度因进行多次地下核试验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制裁。后来,印度方通过中间人Sant Chatwal,对克林顿进行游说。印度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从而让其成为克林顿基金会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之后,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她不顾公开反对而推动印度核协议的通过,就这样,通过金钱捐助轻松的颠覆了之前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立场。

一个社会群体中,其教育水平和经济实力越弱,他们对政治关心的层度也就越低。这样一来,对于富豪精英阶层来讲,他们就会对他们干预政治的信心越高。这是一个恶行循坏,而最终就是,他们可以联手起来为所欲为。 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改革教育计划,决定你孩子未来要学什么;他们可以通过改革媒体制度(比如,早期的海斯法典被电影评级制度给取代),让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他们指定的;他们可以通过干预医疗,来控制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最后,像中共那样让我们最后一道门——肛门的防线也要被击溃);他们还可以控制金融,来决定我们的财富等等。我们承认这些精英们的才智和能力,但绝不赞同他们可以自大到,可以对公共事业部门肆意贬低,和他们视而不见的傲慢。

我们不能否认慈善为人类带来的进步,也不反对真正的慈善机构。我们相信有正义的力量在与黑暗的慈善做抗争,也有很多光明的精英卫士们发现了这些基金背后的真实意图,同时,有大量捍卫神的意旨的人正在抗争。 

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达沃斯精英们都打着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来试图引导人们的意识,干预人们的政治立场,还是各国政治精英们呼吁,更好地重建COVID-19之后的可持续,有弹性的恢复,或是深层政府和军工复合体过于庞大的影响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民主自由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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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校对/发稿:Irene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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