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反人类罪” 首次成立并弑君的先驱者(二)

加拿大多伦多枫叶农场 薇文

校对 上传 小鸥

谨以此文献给:胸怀大义,不吝惜个人生命,为了十四亿中国人福祉,在国内勇敢反抗中共暴政的爆料革命战友让“反人类罪” 首次成立并弑君的先驱者(一)

《弑君者》原著 图片来自 cove.army.gov.au

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t)

客观地说,亨利八世推行的宗教改革,对英格兰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亨利最初动机是解决王朝和自身的继承人问题,尽管他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本质” [1],他的改革使英格兰摆脱了罗马教廷的钳制,英国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重心从教会移到贵族和中产阶级,使整个英国社会出现了生气和活力。这一点上,与中共国始自1978年历时35年左右的改革开放阶段,十分相近。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欧洲大陆更激进的马丁·路德的新教相比,其彻底性还远远不够。最初,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底层平民只是因为强烈痛恨罗马天主教僧侣们的特权和腐败,选择站在亨利八世这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清教徒,信奉《圣经》是唯一最高权威,人与神建立契约关系,才能得到救赎,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这种信仰力图摆脱世俗世界任何形式(包括国王)的宗教控制,以追求至纯的圣洁、至真的公平、至善的公义和至高的仁慈,以期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平等。这自然导致了与英格兰国教教义、君王至上主张的格格不入。

图源google

清教徒们认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对仍旧保留的罗马天主教习俗和教会的腐败依然强烈不满。当时英国国教仪式的许多特征,被清教徒们视为“天主教偶像崇拜”(popish idolatry)。“清教徒特有的道德和宗教热情与从加尔文教派继承的宿命学说相结合,产生了一种 ‘盟约神学’,即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选民,既作为个人又作为一个群体过着虔诚的生活”。 [2]  作为基督徒,他们信奉最严厉和痛苦的信条,清心寡欲并严格地自我约束。

之所以要形诸多笔墨于清教徒,一是因为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国教与清教徒之间的对立与妥协,一直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矛盾缠绕的主线;二是具体到约翰·库克个人,他出生于底层农民清教徒家庭,自小被英格兰国教排斥,但坚信不论出身如何卑微,“正直善良的清教徒会得到神的首肯,正直的生活是得到神拯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3] 。他14 岁时,靠富有的新教徒(Protestant)的捐赠,进入牛津大学“平民班”主修法律,在那里受到“将《大宪章》敬为英国人民自由之源” [4] 的教导。执业后在欧洲游历,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但年轻的库克认为“查理是个明智的君主,对清教徒教会很友好” [5]

对正直品性的执著和社会公义的追求来自于约翰·库克的信仰和教育,塑造了他超越世俗恐惧,敢于挑战查理一世至尊权威的勇气和胆魄。与约翰·库克相比照,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基督徒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任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父亲)司法大臣(Lord Chancellor)和掌玺大臣(Lord Keeper),却认为法官像“王座下的狮子”,必须听命于国王。

查理一世的暴政

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因无子嗣,成为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她把王位给了自己的远亲、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英格兰由此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 (1603-1625 年在位 ) 来到英格兰后,改信英格兰国教,开启了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共主邦联的时代。

詹姆斯一世作为英格兰的“外来人”,为巩固地位,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并厉行专制。英格兰清教徒强烈反对国教设主教,遭到他的打压和迫害,因为詹姆斯清楚地知道,清教徒反抗的终极目的是挑战他的权威。那个时代,大量清教徒逃离英格兰,不畏艰险前往北美洲,期望建立清教徒的国度。1620年9月6日乘坐“五月花号”离开的就是第二批清教徒,这些人最后抵达美国开启了美丽新世界。

查理一世脾气暴躁,天生口吃,从小接受“君权神授”思想的熏陶,相信上帝赋予了他无上的权力;对清教徒的态度,父亲给他的告诫是“要极其憎恨妄自尊大的清教徒”。他于1626年继位,除了极个别阿谀奉承的大臣,他难以与其他人友好相处,并且一点也不在意老百姓的感受,不允许任何人为百姓请愿。此外,他和上流社会的士绅贵族也合不来。除非财政需要,他是不召开议会的。他的独断专行致使他与议会、士绅和贵族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无法化解。

✦ 关闭议会

英格兰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已经产生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当时议院限定皇家征收的吨税磅税的限期为一年,需每年审批许可。查理一世继位后,派军队直接在欧洲大陆与西班牙、法国开战,所需费用远超议会批准的军费,国家根本负担不起在欧洲大陆作战。而无能的白金汉公爵(1st Duke of Buckingham)指挥的欧洲战局越来越糟糕,迫使查理急于恢复被废止的各种税种,以补充巨额开支。

查理的这些征税议案都被议会否决,于是查理决定绕过议会实行“强制借款”,这是一种不经议会同意就可以肆意征收的税。凡是拒绝缴纳捐款的议员、士绅和贵族都被查理的星室法庭监禁。

议员们只得拿起《大宪章》,作为保护自己和反对查理滥权的武器。议员和两院向查理递上《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按《大宪章》解释和确定国王的权限。查理为了能继续征税,不情愿地接纳了《权力请愿书》。“但在他拿到了40万英鎊后,却不愿遵守承诺,第二年(1629年)就关闭了议会, 且長达11年。” [6] 英国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以白金汉公爵遇刺身亡结束,英格兰举国欢庆。

图源: http://founderskeep.org
图源 Google

查理在没有议会的个人统治下,使用星室法庭替代议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施加例如示众、鞭刑、监禁甚至劓刑、割耳、火烧等酷刑。自此,皇室与国家、查理与议会之间的对立日显尖锐。

当查理与各阶层的矛盾无法调和时,战争是他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 发动内战

为填补亏空的国库和支付王室开销,查理绕过议会大肆征税,其中一项“船舶税”(Ship-money Tax)最让英国各阶层惊恐不安。英格兰沿海各郡为皇家海军提供一艘船或相当的费用,这项只适用战争时期的税赋,征税范围被查理扩大到所有郡,可随时征收。他自行评估税额,以扩张军备,并养活听话的法院。谄媚的法官们都赞同查理将“船舶税”纳入国王的特权范围,无需通过议会审议。查理完全违背了他10年前向议会《权利请愿书》作出的承诺。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剧烈反应。

约翰·库克正在欧洲游历,他这样评说船舶税案,“国家就像一块草坪,只要他(国王)觉得有必要,就可以想割就割” [7]

此刻,只有战争才能让查理把所有矛盾掩盖住,先是对邦联国,随后是对自己的人民。

斯特拉福德伯爵被处死 图源:http://www.luminarium.org/encyclopedia

1.1639年,查理以维护英国国教、反对“加尔文宗”的苏格兰教会为由,对邦联国苏格兰发动“主教之战”,以失败告终。虽说双方一弹未发,但却是查理第一次突破内战防线,打开了用战争方式解决国内矛盾的闸门。

        2. 1640年,查理为了筹措军费再次攻打苏格兰,不得已开启关闭了11年的议会。    他的要求遭到议会的极力反对。查理第二次进攻苏格兰不到一个月又遭失败,苏格兰随后宣布自治。

       3. 在爱尔兰,查理派驻的总督斯特拉福德伯爵(1st Earl of Strafford) 推行“绝对君主制”,在宗教和议会等各方面强行英格兰化,被爱尔兰议会声讨;他与爱尔兰的清教徒对立,激化了各宗教派别矛盾。1641年10月,“趁斯特拉福德回到英格兰,和从英国传来的议会与国王斗争的消息” [8] 后,爱尔兰爆发起义,天主教徒疯狂屠杀英格兰移民和清教徒,并宣布脱离邦联国独立.

       4. 查理准备集结军队平息爱尔兰叛乱,但下院担心查理会用军队对付议会,遂提出《国民军法案》,想从国王手中获取军队的控制权,被上院和国王否定。双方矛盾进入白炽化状态。

        5. 议会开启后的“第一个议案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 [9] 。斯特拉福德“天生是个改革者,试图保留都铎王朝时期的王权——得到议会协助而不受控制。但查理难以保持这一地位,因此斯特拉福德被迫做出反应,使王朝的君主们得以解脱”[10]  。可以说伯爵是个悲剧性人物。曾为他工作过的约翰·库克认为,“总督是在国王的授权下执政,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 这是个意义重大的逻辑推演。

        6. 查理以叛国罪强迫议会解除6名议员,遭到议会拒绝后,他采取了更激进行动。 1642年1月4日,查理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闯入议会下院,要强行逮捕他们,却扑了个空。

查理带兵武装进入下议院,是个政治灾难,是内战开始的标志。他的支持者对他也不抱任何幻想。议会迅速封锁了伦敦,1642年1月10日查理被迫离开伦敦。

议会起草《十九条建议》,建议成立“君主立宪”政体。权力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享;由议会批准通过政府大臣、军官和法官的任免;议会控制军队和监督教会;法官只拥护《大宪章》和《权力请愿书》等。但所有建议均被查理拒绝。他“北上约克郡拼凑保王武装,国会方面也组织国会军。英国内战爆发。” [11]

1645年10月14日 围攻汉普郡 图源:https://www.britishbattles.com

1642年–1648年英国内战,是一段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历史,胜利与失败、结盟与分裂、信任与背叛、坚守与妥协交织其中。

查理一世于1646年被苏格兰长老会(加尔文宗)的军队俘获,1647年交给议会后他被软禁。1648年他出逃到怀特岛又被软禁,期间以与议会谈判作掩护,他秘密联合苏格兰、爱尔兰军队第二次挑起内战,被克伦威尔指挥的新模范军击溃。查理继续煽动各地宗教暴乱,使英国彻底陷入了长期的混战状态。

二次内战中, “6万多成年男子死于战争,另有10万多死于间接伤害和战争造成的疾病。按当时人口计算,英国内战的伤亡率比一战、二战都惨烈”[12]

内战造成的混乱局面,促使约翰·库克发表了《穷人的处境》一文,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天使法令”:降低谷物价格、酒馆经营许可制,改造酒鬼,惩罚奸商,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约翰·库克是提出“建立国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历史第一人,他还成立仅有他一人的法律援助中心,这在英国史无前例。

让国王接受审判

 “一意孤行,伪善不可信” 是当时所有议员对查理一世的共识,但用普通法审判国王却是无人涉猎的禁区。

审判国王的法庭 图源https://olivercromwell.net/charles-i-trial-execution

✦ 审判的正当性

被软禁的查理仍与爱尔兰、苏格兰和欧洲的保皇派结盟,准备入侵英格兰。新模范军为尽快结束内战,向议会提交了《军队抗议书》(The Remonstrance of the Army),要求对查理进行公开审判。但议会里的长老会教派希望查理悔改,认为“国王陛下的让步程度,足以继续执行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 [13]。这些议员随后被军队软禁,还有的自动离开了议会,这是一直被后人诟病的“残缺议会”的由来。

但军队对议会的“清洗”具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因为查理挑起两次内战,尤其第二次,他以和平谈判作掩饰,引苏格兰人入侵,还唆使军队烧杀抢掠等。他明知战争会造成双方军人的大量伤亡,仍一意孤行,对此国王应该承担个人责任。因此对国王的审判,不仅基于“血债血偿”的宗教教义,也基于普通法中“煽动他人犯罪”的考量。

《军队抗议书》标志着对查理一世的声讨进入一个新阶段——要求法律正义的审判,对国王的罪行作公断,也是威慑未来的统治者。

在宗教层面,以约翰·库克为代表的清教徒为审判国王进行启蒙式的阐述:君王并非上帝命定授权,而是脆弱无知的人们渴求明君,自己创立的结果。君主制是暂时的、罪恶的,由一人统治众人的政府,为上帝所厌恶。选举制产生精英统治无知者是自然的规律。“一个自由的民族无需将自己置于任何必朽坏的人之下。” [14]  上帝仍允许君王存在,就如允许世界上有罪恶存在一般。

既然审判具有正义性,究竟该怎么审判呢?

✦ 审判的合法性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毫无先例可循。虽然《大宪章》有同侪审判君主的权力,但实际上至尊的国王是没有同侪的,而且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审判国王。

查理遭软禁时,被军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激怒,坚信没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但有一点他或许压根没想到,作为敌对军元帅,对他最简单又合法的审判方式就是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后立即枪毙。但军队选择了传统抗辩程序的公开审判,这意味着审判国王必须在上帝眼皮底下,秉持公开公平正义的原则进行。“这不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所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 [15] ,让历史去评判。

下议院开始汇编审判国王的“条例”(Ordinance)。之所以称之为“条例”而非“法案”(Act),是由于战争期间,议会通过的条例都未经国王同意。该条例“宣告”英格兰国王为了征税,对议会和人民发动战争是叛国罪。但该条例遭到上议院的阻挠,因为即使战争真是国王发动的,当时的英格兰也没有一部现行法来判定国王这一罪名。

下议院必须要找到合法性依据,来支撑其不经过国王或上议院同意就可以立法的权力。终于,在“代表政府”这一概念里找到了合法性的基石。

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利的来源。人民同时也宣告,人民选出的下议院代表人民,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此外,人民宣告任何下议院制定和公布的法案具有法律效力,体现了全国人的共同意志,而无需获得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

上述宣告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构明确提出了民主的原则。直到今天,英国下议院是直接选举产生,法案在下议院三读通过,上议院反对无效。首相领导的内阁只对下议院负责。[16]

有合法的法案作支撑,加上查理勾结保皇派和欧洲天主教势力发动第三次战争迫在眉睫,被人嘲笑的“残缺议会”,决定将查理一世交付审判。法庭将使用普通法,允许他公开辩护,检察官必须证明他是有罪的。因此,检察官人选尤为重要。

诛杀暴君者

如何给对自己人民发动战争的国王定罪,这事放今天有法可依,也有先例可循,但400年前的英国,是一盘不知该怎么走的棋局。必须要有领军人物,才能打开局面。他们要具备力透纸背的法律功力和虚室生白的超凡智慧。

查理一世的死刑令 图源:https://www.magnoliabox.com/products

✦ 肩负重任

约翰·库克具有出色的法律才能,分析问题鞭辟入里,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清教徒。他为“自由的李尔本”辩护时,提出“自己做自己的原告,与自然法则和国家法律相违背”的新观点,这种反对自证其罪,就是著名的“沉默权”(the right of silence)。这一规则用于保护公民权利沿用至今。

库克“把自己想象成耶稣的使者” ,他对查理一世苛政的基本观点是:

1. 所有人生而自由;

2. 人的才能生而不平等,“睿智的人统治无知的人”;

3. 所有正当的权力来自上帝,上帝将权力通过人民授予国王的政府。但上帝厌恶权力至上的“暴君”,人们可以摆脱暴政统治;

4. 上帝只认可公正理性的政府;

5. 英国人接受王权统治是基于一个契约:君王制定新法律必须召开议会。如果国王独断专行,置人民于危险境地,议会有权径直实施新法。

库克的部分观点,实际上比洛克《政治论》中关于自然法、权力来源和社会契约的理论早40年,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了近120年。

才华横溢的平民律师约翰·库克,先是被任命为法庭官员,后来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为总检察长的发言做准备;威尔士首席法官约翰·布拉德肖被任命为法庭主审。

在审判国王的准备阶段,当时“两位掌握国家司法大权的大律师,一道急匆匆地出了门”,因为害怕而外出避风头;随后总检察长也以病重为由退出。此时,所有重任都压在库克和布拉德肖身上,“这两位大无畏的律师,推动整个局势的发展”。[17]

他们挺身而出完全“出于一颗谦卑的心”,尽管他们处于人身危险中,但坚信这么做是对祖国和上帝应尽的责任。布拉德肖“在他的宽檐帽上装上了一圈铅,以保护他的太阳穴免受步枪射击——这顶帽子至今陈列在牛津的艾希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18] ,而库克则“如同参加婚礼般欢喜快乐地上路了”。

✦  如何定罪                                                                                                                                             《弑君者》一书对这里有详细入微的叙述,在此摘录书中精彩内容,仍不免挂一漏万。

库克作为副总检察长,在总检察长病辞后,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控告查理一世的重任——他必须设计出一套公平合法、成熟得体的方案。由于审判日定在1649年1月20日,按法庭的请求,他必须在一周内的1月19日前完成对国王的公诉书。

早在1648年2月份,议会曾公开一份控诉书,详细罗列国王的罪状,表达议会对国王不再信任:

失守拉罗谢尔(La Rochelle,France)、出卖法国新教徒;用船舶税压榨人民,售卖王室专利权;解散议会实行个人独裁,对正直大臣施行鞭打、劓刑、火烧、割耳等酷刑;与保皇党合谋释放斯特拉福德,并引入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挑起与议会的战争;抵押王室珠宝,试图在瑞典、丹麦和荷兰雇佣军队再次挑起战争等等。

3月份,国王秘密与苏格兰结盟,由苏格兰派兵入侵英格兰的秘密“盟约”被曝光,再次证明国王决意与自己的人民为敌。

但是,大多数律师认为“叛国罪”不适用于查理的种种罪行,因为“叛国罪”是指对国王的不忠,并不适用国王自己所犯的罪;另外,虽然宪法允许当发现国王损害公共利益时可以被责问,但国王罪行的性质不明确。审判国王,现在独缺罪名。

暴政罪——库克的指控

 1月19日,约翰·库克在特别委员会面前宣读了三遍公诉辞后,誊写在羊皮纸上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公诉书的标题是“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辞”。在公诉书里,库克开创性地提出一项罪名——暴政罪。

库克首先提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原则,以此作为公诉书的法理依据,宣告查理·斯图亚特:

受委托行使的有限的统治权力是国家法律授予的,并无其他来源。自他接受托付时起,就应践诺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

这是一项全新的概念,表明君主的权力是基于人民的信任与托付,且仅能为人民自由和利益而行使。这个论点完全跳出了人们头脑中“君权神授”的框框,把人民的福祉放在了君主及其宠信者的利益之上。按此原则,一项政策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每个人的主观问题,而导致10余万英国人民死亡的内战的政策,无论如何是不符合促进公众利益标准的。

接着控诉书列数了查理暴行的根源:国王为个人野心而非公共利益对本国人民发动侵略战争;其无限制的统治权力完全出于自己的专制霸权,并无任何法理依据;他剥夺了人民最宝贵的基本权利——参加议会寻求救济的权力。

所有这些构成了国王的犯罪意图,致使其蓄意卖国、对议会及其代表的人民发动了战争,因此,查理·斯图亚特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在那个国王权力至高无上,“国王永远不会犯错”的年代,约翰·库克如何证明查理上面所有行为构成犯罪?

库克巧妙地避开了第一次内战,因为大家对究竟哪一方首先挑起战争有争议,而是直接切入第二次内战。公诉书控告国王“通过在这片土地上制造分裂、结党叛乱、联合国外势力入侵本国等等邪恶手段,再次发动反对议会及其本国人民的第二次内战”;包括查理正在酝酿第三次战争,也被列入公诉书。因此,国王是无论如何无法把罪责推给他人,而是作为指挥官负有直接责任。

库克的结论是,鉴于被告承担的指挥责任,完全可以被称为“暴君、叛国贼、杀人犯、英国人民公敌”:

查理·斯图亚特一手制造并推动了上述血腥残酷、天理难容的战争,……他必须对这些战争中所发生的所有叛国行为、烧杀抢掠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国造成的破话和损失承担责任。

库克的控诉是强有力的,它公告公众:尽管对是否应该审判国王有分歧,但国王对两次内战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必须付首要指挥责任,这一点铁证如山。

接着约翰·库克把火力集中在暴政这一罪行上,因为暴政罪的指控,其意义要大于叛国罪和杀人罪,国王“一旦违反国际公法或自然法,对其采取武装反抗甚或侵入该国都是正当的”。库克指出,一个国家元首为了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压迫他的人民,构成了暴政罪。他例举国王解散议会、逮捕异议人士、对不公和腐败封言禁声、按需索取、勾结外国势力等等,无一不是暴政的证据。库克认为暴政罪就是绝对统治者在转变成暴君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表现在其固执地要摆脱任何制约其权力的,比如议会、独立司法机构等其他民主力量,实行专横的专制君主制。此时,人民有权对其予以逮捕并交付审判。

库克也论证了查理罪无可赦。如果他的行为是由于能力不足,或者确实对人民的福祉有误判,则可得赦免或让位;但如果他的不当行为是出于攫取绝对权力的动机,对他的刑罚应是死刑或废嫡。

处决国王  图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ecution of Charles I

库克的控诉书不仅是一份严谨的法律文件,也是对专制君主体制必须灭亡的深刻阐述。库克主张人民可以随时摆脱专制君主政府,因为其实际上是不符合理性的政府,其本质是奴役人的灵魂、制造出一群弄臣媚奴。“上帝允许其存在,却不表示赞成。”上帝和国际公法容忍君主政府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君主没有滥用其手中的权力。

约翰·库克上述的原则和观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变革。他将国际公法、上帝律法和英国国法在审判国王的案例里融会贯通、严丝合缝、一气呵成。其目的是警告任何暴君,可以随时被绳之以法。库克在《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所宣判不仅是一个暴君的死刑,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因此,如果法官中有人变成暴君或依法同意建立任何形式的暴政,或妄图残忍地破坏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身形和财产,则他们也同时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1649年1月30日下午两点整,查理一世踏上断头台。行刑时无人反对也无人打断,人们似乎还未反应过来。此后的日子,人们各忙各地过自己的日子。

11年后的1660年,复辟王室查理二世的法庭判约翰·库克死刑。平民身份的死刑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库克被绞刑后未断气,刑吏砍断绳索,剥光他的衣服,用锋利的匕首割下他的生殖器,将灼热的螺旋锥插入库克体内绞出内脏,用火灼烧,库克停止了呼吸。他们取出他的心脏,割下他的头颅,分割躯体,钉在城楼上示众。

库克临刑前最后的话:

“我相信,在我死后还会有无数个来自天国的殉道者为这一事业前赴后继,上帝将赐福于他们,使他们不再忍受痛苦与煎熬。仁慈的主啊,我将投入你温暖的怀抱,请让我投进你那无尽的荣光中吧!”

结语

1660年王室复辟后的英国,已然回不到查理一世“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年代,国王不得不与强势的议会妥协,谨慎地行使其有限王权。国王与议会的角力也从未停止,直到1688年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议会政变(光荣革命),诞生了《1689年权法案,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真正形成。

约翰·库克的理想在他死后29年终于实现。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被无数个像约翰·库克这样的小人物奋力地往前推进一大步,也在被屠戮被消灭中无奈地倒退一小步。但人类依然坚守信仰,艰难地前行。今天的中共国,也走到了像400年前英国那样的历史关口。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亨利八世

[2] Puritanism

[3] 《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36页

[4] 《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8页

[5] 《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1页

[6] 現代政治思潮报告

[7] 《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5页

[8] 《英国史纲 1640年-1815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第57页

[9]  《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48页

[10] THOMAS WENTWORTH, first Earl of Strafford (1593-1641)

[11] 《世界文明史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 第254页

[12]《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92页

[13]《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3页

[14]《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28页

[15]《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4页

[16] 两院制

[17]《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35页

[18]《弑君者》(新星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第146页

[19]  让“反人类罪” 首次成立并弑君的先驱者(一)

+3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