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堡大学罗兰-维森丹格教授: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研究(中文译文)第一部分

翻译、发稿:gogogo4
原文下载链接: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9302406_Studie_zum_Ursprung_der_Coronavirus-Pandemie

研究领头人及内容负责:
罗兰-维森丹格博士教授
汉堡大学

研究时间:2020.01.01 – 2020.12.31

前言
本研究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了研究,研究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地点在汉堡大学。2020年5月5日,该研究的第一次中期结果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自那时起,通过国际信息交流,进一步整合了重要的调查结果和文件。
这项研究是基于跨学科的科学方法,即,不完全基于特定学科的观点,而是利用所有可以考虑的信息来源进行广泛研究。这包括:
– 基于科学同行审查(“同行审查”)的跨学科以及特定主题的科学文献;
– 未经科学同行审查的科学文献;
– 科学文献中发表的信件,通讯稿和评论;
– 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表文章;
– 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报道;
– 与国际同事的个人交流;

本研究的参考资料来源也相应地进行了结构化处理,以达到明确区分主要科学文献(有同行评审和无同行评审)和发表的观点性文章的目的。

该文件于2021年1月6日定稿。最初,它只在科学界传播和讨论。2021年2月12日,该报告获准出版,作为公众广泛讨论的基础。鉴于该专题的重要性,应在事实的基础上向公众通报情况,并将其纳入未来的决策当中。

目录
1 研究动机及主要成果一览
2 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核心问题:自然灾害还是实验室事故?
2.1 野生动物市场理论
2.2 实验室事故理论
3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前史:武汉病毒所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和基因操作
4 功能增益研究:关于研究操纵病毒以提高传播性、危险性和死亡率的风险的国际讨论
5 研究危险病原体的高安全性实验室的安全性如何?
6 科学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问题中的作用
7 参考资料

1 研究动机及主要成果一览
对许多人来说,目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挑战。全球危机和COVID-19疾病导致许多人的丧生有关(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一年内约有180万人死亡)。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对人类的生活和繁荣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中一些仍然无法估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虽然目前公众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处理大流行病对医疗系统、经济和社会许多领域造成的后果上,但大流行病的起源问题却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说:”每当出现一种新的病毒时,了解新病毒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即,确定病毒的来源以及研究其传播的细节,以便获得重要的信息,来作为当前和今后采取措施的基础。”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科学考察是本研究的主题。
1)冠状病毒从动物界意外传染给人类(”人畜共患病”),其中某类蝙蝠被认为是原始病毒源。由于病毒变异涉及到中间宿主动物,随后传染给了人类,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地–武汉(中共国)市中心的一个动物市场被认为对此有着重要的意义。
2)另外,自疫情开始以来,武汉市中心的一个生物技术高安全性实验室(离疑似动物市场不远)发生的实验室事故也被提及为可能的原因。这种怀疑的依据是,多年来冠状病毒的高危研究和基因操作是武汉病毒所的核心活动,这些活动通过科学出版物被记载在专业文献中。
到目前为止,上述两种理论都没有基于科学的严格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各学科的科学家都应采取中立的立场,进行开放式的讨论,直到最终弄清大流行病的起源这一决定性问题。然而,一些著名的病毒学家很早就在公开声明中承诺支持第一种理论,即人畜共患病。这使得政界和社会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最近越来越多地把冠状病毒大流行说成是 “天灾”。
但这是否真的是类似于地震、海啸或火山爆发的自然灾害呢?当前的全球危机,究竟是自然界的意外–蝙蝠冠状病毒随机变异,中间宿主动物参与的结果,还是科学家在进行具有全球大流行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时,由于疏忽导致的后果?
由于至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证据来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目前只能引用一些间接证据,使一种理论或另一种理论看起来更有可能。
这项历时一年的研究认为,无论是间接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明确指向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事故是造成本次疫情的原因。为此,本研究采用了对现有专业文献的科学分析以及可独立核实的重要文件,这些文献不仅在本研究的主体部分被引用,而且部分转载了原文,因为本研究的目标受众不一定能获得相关的文献来源,或者自己没有时间去查阅所有的文献。
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实验室事故是造成当前疫情的原因,这些迹象在本研究报告中得到了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在此先简单总结一下:
– 冠状病毒最初来源于蝙蝠,但并不会那么容易造成人类当前所经历的大流行(传播率非常高;病毒不仅攻击呼吸道,还攻击其他器官;等等)。在此背景下,病毒学家谈到了”适应障碍”。
– 冠状病毒的突变可能发生在中间宿主动物身上,并最终在野生动物市场传播给人类。然而,在目前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迄今尚未发现这种中间宿主动物。
– 此外,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在武汉的第一批COVID-19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疑似野生动物市场。这得到了在同行评审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多篇原创性科学论文的证实。
– 有充分的独立证据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女科学家是实验室中第一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因此处于COVID-19感染链的起点。她在研究所网站上的条目已被删除,并被认为自2019年底以来已经消失。
– 根据众多报道,武汉疑似野生动物市场并没有供应过蝙蝠。蝙蝠病毒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多年来在中共国南方遥远的洞穴中收集,并带到武汉的。在同行评审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几篇原创性科学论文就证明了这一点。
–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一组研究人员多年来不仅研究了天然存在的冠状病毒,还对其进行了基因操作,目的是让冠状病毒对人类有更强的传染性和危险性。”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这一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在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上有多篇原创性的科学论文记载,多年来已经得到了许多科学界代表的严厉批评。
– 早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前,就有报道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纵观有记录的生物技术高安全性实验室事故统计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共国,还是在美国等地,高传染性病毒从此类实验室无意中泄漏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此外,有视频记录证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废物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该所员工没有穿戴足够的防护服。
– 对”武汉病毒学研究所”2019年下半年其内部及周边手机使用活动的分析显示,2019年10月前半月,该所所址周围的警戒线以及实验室业务暂时中断。同时,早在2019年10月,武汉市多家医院就首次出现了COVID-19疾病导致死亡的确诊病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欧洲也早在2019年11月就发现了非常多的COVID-19疾病病例(如通过对法国一名COVID-19患者肺部影像的详细分析)。
根据本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这些和许多其他迹象,并根据原始科学出版物以及可核实的文件,许多病毒学家仍然在所有现有媒体上只宣传人畜共患病是当前流行病的原因,这一情况可能更令人吃惊。因此,在本研究最后还涉及到科学在当前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问题上的作用。

2 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核心问题:自然灾害还是实验室事故?

在这个对于战后一代人极不寻常的时代,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了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每个人都在越来越多地问:冠状病毒到底有多危险?我们是否高估了危险?目前公民的自由是否受到不公正的限制?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的威胁是否成立?目前实行的行为规则是适当的,还是表示国家在战争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作出了过度谨慎的反应?
很多人不断拿众所周知的流感做比较,指出以2017/18流感季为例,估计德国约有2.5万人死亡,美国约有6万人死亡。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COVID-19的死亡人数会大大增加,如今,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但全球因这一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0万(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与所有已知的冠状病毒种类型以及我们一生中不断接触的众多其他病毒有何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以下特殊性质:
– 冠状病毒已经被人们所熟知,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引发人类的普通感冒,不过,一般在4月底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从3月底开始也会明显趋于平缓,也就是说,即使是过去的流感季节,无论多么严重,你也可以肯定流感的浪潮会在春季消退。没有必要因此而”停止”公共生活。然而,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表现不同,甚至在世界上那些正值夏季的国家也会传播。
– 冠状病毒在过去比较严重的疾病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2003年的SARS疫情。但这种类型的冠状病毒对人类的传染性很低,使全球感染人数控制在1万人以下,死亡人数控制在1000人以下。新的研究表明,与以往的SARS冠状病毒相比,即便新型SARS-CoV-2冠状病毒与感染者之间的距离达到SARS病毒感染距离的3倍,仍然具有传染性。此外,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当几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时,即使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也更容易发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高感染风险从科学上解释为SARS-CoV-2病毒对人体细胞受体的适应性非常好[I.1],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更容易找到进入人体细胞的通道,非常容易感染相关人员。
– 事实上,SARS-CoV-2病毒对人体细胞受体的适应性非常好,不仅是(上)呼吸器官,其他内脏器官也会受到这种新型病毒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COVID-19患者的病程非常严重,造成多器官衰竭。
大家从上述新型病毒的三个特点已经可以看出,我们面对的不是我们熟悉的病毒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说:”每当出现一种新的病毒时,了解新病毒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即,确定病毒的来源以及研究其传播的细节,以便获得重要的信息,以作为当前和今后采取措施的依据。”本次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来源问题,对于未来如何采取行动以减少类似大流行病爆发的可能性无疑是特别重要的。

2.1 野生动物市场理论
根据科学期刊([I.1]-[I.3])和各种媒体的报道,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一个点,即2019年底的中共国武汉市。这个城市中心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曾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最经常被引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地。从COVID-19人类患者中收集到的新型SARS-CoV-2病毒的基因分析表明,与蝙蝠中的冠状病毒有高度的相关性[I.1,I.3],这与2003年SARS疫情中已经知道的SARS病毒的情况相似。据推测,这些冠状病毒最终可能是通过另一种野生动物作为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畜共患病”。自流行病开始以来,以下动物物种被提到可能是中间宿主:蛇、狸、穿山甲和貉[IV.1]。
许多有科学依据的事实表明,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
1.疑似野生动物市场并不供应蝙蝠。
2.到目前为止,上述中间宿主动物均未被确认为目前流行的冠状病毒病的携带者。不过,此时也可以说,在早期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中,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确定中间宿主动物。
3.一个更严重的论点是,在第一批记录的COVID-19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34%)没有接触过可疑的野生动物市场[I.2,I.3]。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科学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位患者并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市场(更准确的说是”华南海鲜市场”),而中共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不久就正式宣布该市场是COVID-19的来源地。这些研究的作者包括了武汉市各诊所的医生,他们本身也曾在流行初期治疗过COVID-19患者,并接受了流行病学的相关采访。
以下是科学文献原文摘录[I.2],并附主要图表。《LANCET》杂志是医学研究领域最受尊敬的期刊之一:
—————————————————————
LANCET VOLUME 395, ISSUE 10223, P. 497-506, FEBRUARY 15, 2020
网上发布:2020年1月24日。DOI: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183-5

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

Chaolin Huang, Yeming Wang, Xingwang Li, Lili Ren, Jianping Zhao, Yi Hu, Li Zhang, Guohui Fan, Jiuyang Xu, Xiaoying Gu, Zhenshun Cheng, Ting Yu, Jiaan Xia, Yuan Wei, Wenjuan Wu, Xuelei Xie, Wen Yin, Hui Li, Min Liu, Yan Xiao, Hong Gao, Li Guo, Jungang Xie, Guangfa Wang, Rongmeng Jiang, Zhancheng Gao, Qi Jin, Jianwei Wang, and Bin Cao

摘要

背景
近期在武汉市发生的一例肺炎病例群,是由一种新型贝塔冠状病毒–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我们报告了这些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实验室和放射学特征以及治疗和临床效果。

方法
所有疑似2019-nCoV患者均在武汉市某指定医院住院治疗。我们通过实时RT-PCR和新一代测序,前瞻性地收集和分析了实验室确诊的2019-nCoV感染患者的数据。通过WHO和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和新发感染联盟共享的标准化数据收集表,从其电子病历中获取数据。研究人员还与患者或其家属直接沟通,以确定流行病学和症状数据。此外,还比较了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和未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患者。

调查结果
截至2020年1月2日,41名入院患者被确认为感染实验室确认的2019-nCoV。大多数感染患者为男性(41人中有30人[73%]);不到一半的患者患有基础疾病(13人[32%]),包括糖尿病(8人[20%])、高血压(6人[15%])和心血管疾病(6人[15%])。中位年龄为49-0岁(IQR 41-0-58-0)。41名患者中有27名(66%)曾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发现1个家庭感染群。发病时常见症状为发热(41例患者中40例[98%])、咳嗽(31例[76%])、肌痛或乏力(18例[44%]);较少见的症状为痰液分泌(39例中11例[28%])、头痛(38例中3例[8%])、咯血(39例中2例[5%])、腹泻(38例中1例[3%])。40名患者中有22名(55%)出现呼吸困难(从发病到呼吸困难的中位时间为8-0天[IQR 5-0-13-0])。41名患者中有26名(63%)出现淋巴减少症。41名患者均有肺炎,胸部CT检查结果异常。并发症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12例[29%])、RNAaemia(6例[15%])、急性心脏损伤(5例[12%])和继发感染(4例[10%])。13例(32%)患者入住ICU,6例(15%)死亡。与非ICU患者相比,ICU患者血浆中IL2、IL7、IL10、GSCF、IP10、MCP1、MIP1A和TNFα水平较高。

图:实验室确诊的2019-nCoV感染患者的发病日期和年龄分布。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本出版物中的第一个确诊患者在2019年12月1日已经被诊断为COVID-19疾病的症状。根据与新型冠状病毒病有关的长达14天的潜伏期,因此人们必须假设2019年11月已经发生了第一批感染。这与最近的一份报告等相吻合,该报告称,根据对患者肺部X光片的详细分析,法国随后在2019年11月就发现了首例COVID-19疾病。近期,甚至有报道称,早在2019年10月,武汉市不同医院就出现了首批COVID-19患者的治疗情况(例如,见[IV.2])。在本研究的后面,我们将回溯COVID-19疾病在大流行早期阶段的这个传播时间。
4.一本经常被媒体引用的科学刊物,据称可以证明目前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是人畜共患病,但仔细分析后发现,这本刊物并不适合用于判断两种理论。在”研究人员驳斥阴谋论”的标题下(例如,见[IV.3]),反复提到受人尊敬的《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据称该文章提供了”SARS-CoV-2病原体是自然进化的,而不是通过基因工程在实验室中产生的”证据。如果追问《自然医学》杂志[III.1]的这篇论文,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一篇原创性的科学论文,而是一篇所谓的”致编辑的信”,在这篇论文中,有五位病毒学家就SARS-CoV-2病毒的来源提出了个人的观点,请看下面的论文摘录:
——————————————————
自然医学26,第450-452页(2020年)
通讯,发布时间:2020年3月17日

SARS-CoV-2的近端起源

Kristian G. Andersen, Andrew Rambaut, W. Ian Lipkin, Edward C. Holmes and Robert F. Garry

隶属机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免疫学和微生物学部
Kristian G. Andersen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
Kristian G. Andersen
爱丁堡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所,英国爱丁堡
Andrew Rambaut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Mailman公共卫生学院感染和免疫中心
W. Ian Lipkin
玛丽-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悉尼大学生命和环境科学学院和医学科学学院,澳大利亚,悉尼
Edward C. Holmes
杜兰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美国洛杉矶新奥尔良
Robert F. Garry
Zalgen Labs,美国马里兰州日耳曼敦
Robert F. Garry

致编辑–自中共国湖北武汉首次报道新型肺炎(COVID-19)以来,人们对致病病毒SARS-CoV-2(又称HCoV-19)的来源进行了大量讨论。目前,SARS-CoV-2的感染范围很广,截至2020年3月11日,已有110多个国家确诊121564例病例,死亡4373人。
SARS-CoV-2是目前已知的第七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可引起严重的疾病,而HKU1、NL63、OC43和229E则与轻微的症状有关。在此,我们从基因组数据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推断出SARS-CoV-2的起源。我们对SARS-CoV-2基因组的显著特征提供了一个视角,并讨论了它们可能产生的情景。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一个实验室构建的病毒,也不是一个被有意操纵的病毒。
——————————————————
在引言中,作者写道:“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一个实验室构建的病毒,也不是一个被有意操纵的病毒。”在本文的后面,突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述:“ SARS-CoV-2不可能是通过实验室操纵相关的SARS-CoV-2样冠状病毒出现的。”“相反,我们提出了两种可以合理解释SARS-CoV-2起源的方案。”最后是最后一部分:“尽管有证据表明SARS-CoV-2不是故意操纵的病毒,但目前尚无法证明或反驳此处描述的其起源的其他理论。”“更多的科学数据可能使证据的平衡偏向于一种假设胜于另一种假设”。
一个科学的”证明”,在本刊媒体看来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提交人极度误导性的开场白造成的,这显然与这封”致编辑信”的最终声明相矛盾。
5.另一篇在科学界经常被引用的人畜共患病理论的原创性科学论文[I.4],来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石正立研究小组,该小组已经对各种蝙蝠种群的冠状病毒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而这次在著名杂志《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则令人吃惊,从投稿日期(2020年1月20日)到录用日期(2020年1月29日)之间只有9天时间,这说明在科学界,通常会有几位审稿人参加审核的情况下,这次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实际出版的速度则更快,仅在五天后就出版了:
———————————————————————-
《自然》579,第270-273页(2020年)文章
接收日期:2020年1月20日
接受日期:2020年1月29日
发布时间:2020年2月3日

与可能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肺炎爆发

隶属机构
中科院特殊病原体重点实验室,中共国科学院生物安全大科学中心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武汉,中共国
Peng Zhou, Xing-Lou Yang, Ben Hu, Lei Zhang, Wei Zhang, Hao-Rui Si, Yan Zhu, Bei Li, Jing Chen, Yun Luo, Hua Guo, Ren-Di Jiang, Mei-Qin Liu, Ying Chen, Xu-Rui Shen, Xi Wang, Xiao-Shuang Zheng, Kai Zhao, Quan-Jiao Chen, Fei Deng, Bing Yan, Yan-Yi Wang, Geng-Fu Xiao & Zheng-Li Shi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Xian-Guang Wang, Chao-Lin Huang & Hui-Dong Chen
中共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Hao-Rui Si, Jing Chen, Yun Luo, Hua Guo, Ren-Di Jiang, Mei-Qin Liu, Ying Chen, Xu-Rui Shen, Xi Wang, Xiao-Shuang Zheng & Kai Zhao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
Lin-Lin Liu & Fa-Xian Zhan

摘要
自18年前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以来,在其自然宿主–蝙蝠身上发现了大量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s)。以往的研究表明,一些蝙蝠SARSr-CoVs有可能感染人类。在此,我们报告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2019-nCoV)的鉴定和特征,该病毒在中共国武汉引起了人类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流行。该疫情始于2019年12月12日,截至2020年1月26日,已造成2794例实验室确诊感染,包括80例死亡。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从5名患者身上获得了全长基因组序列。这些序列与SARS-CoV几乎完全相同,具有79.6%的序列同一性。此外,我们看到2019-nCoV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蝙蝠冠状病毒有96%的相同。7个保守的非结构蛋白域的配对蛋白序列分析表明,该病毒属于SARSr-CoV物种。此外,从重症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出的2019-nCoV病毒可以被多个患者的血清中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证实2019-nCoV与SARS-CoV使用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CE2)。
———————————————–
这篇文章包含了一个基本的说法:引起COVID-19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类型(当时称为2019-nCoV)的基因指纹与源自中共国南方云南省马蹄蝠的冠状病毒类型”RaTG13″有96%的一致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类型的遗传密码在2020年1月11日才由中共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石正立带领的研究团队只有9天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类型的基因指纹与数据库中其他多种冠状病毒类型的基因指纹进行比对,找出相似度最高的病毒类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出版物本身仍然需要在所有合著者之间进行撰写和协调。有趣的是,2013年,石正立研究团队从云南省的马蹄蝠身上分离出了名为”RaTG13″的蝙蝠病毒,而这一病毒早在7年前,石正立研究团队此前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任何提及。该病毒被命名为”RaTG13″,自2020年2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后,许多病毒学家认为该病毒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天然源头”。
然而,几个月来,科学界对2020年2月出版的这份《自然》杂志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例如,见[IV.4])。在此举三个持保留态度的例子(完整的版本请参考资料来源[II.1-II.3]):
—————————————————–
BatCoV/RaTG13测序和来源的异常情况

Daoyu Zhang

迄今为止,关于SARS-CoV-2有目的的”自然起源”理论的最关键证据是被称为RaTG13的序列,据称是从马蹄蝠的一个粪便样本中收集的。了解RaTG13的出处对正在进行的SARS-CoV-2起源的讨论至关重要。然而,据称该样本已经”用完”,因此无法再获取,也无法独立测序,唯一可用的数据是3个相关的基因库成员:MN996532.1、SRX7724752和SRX8357956。
我们报告这些数据集具有多个重大异常,无法满足或可能无法证实RaTG13有据可依的说法,或其在证明SARS-CoV-2“可能是蝙蝠起源”中的作用。
—————————————————————–
RaTG13基因组的De-novo组装揭示了不一致之处,进一步掩盖了SARS-CoV-2的起源

Mohit Singla, Saad Ahmad, Chandan Gupta, Tavpritesh Sethi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5日/批准:2020年8月27日/上线:2020年8月27日

摘要
关于SARS-CoV-2的起源,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科学辩论。在这场争论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信息是最近的一篇《自然》杂志论文中提到的被称为RaTG13的蝙蝠冠状病毒株的基因组序列,该序列显示与SARS-CoV-2有96.2%的基因组同源性。这被认为是目前未知的菌株的化石记录。许多人猜测上述菌株是SARS-CoV-2可能从其祖先池中进化出来的一部分。多个小组一直在讨论上述菌株的基因组序列特征。在本文中,我们报告说,目前指定的细节水平严重不足,无法推断SARS-CoV-2的起源。De-novo组装,KRONA分析元基因组和重新检查数据质量,突出了RaTG13基因组的关键问题,以及对这些数据进行冷静审查的必要性。这项工作呼吁科学界更好地整理有关SARS-CoV-2起源的科学证据,以便可以有效地减少未来此类大流行病的发生。
————————————————–
所有利用RaTG13蝙蝠菌株基因组评价SARS-CoV-2的起源或流行病学的期刊文章都有潜在的缺陷,应予以撤销

Dean Bengston

最近的SARS-CoV-2流行病学起源的研究,部分是通过分析与SARS-CoV-2最相近的蝙蝠冠状病毒株RaTG13得出的结论。然而,该病毒株的起源是模糊的,因此不能相信该病毒株的基因组,特别是在确定SARS-CoV-2的起源方面。
—————————————————-
总之,到目前为止,当前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由人畜共患病引起的说法还没有科学依据。因此,现阶段谈”自然灾害”在科学上是不合适的。

2.2 实验室事故理论
这不是”阴谋论者”,而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两位中共国科学家雷和肖波涛,他们于2020年2月中旬在国际科研在线门户网站”科研门”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公开推测武汉市中心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本研究报告发表后不久,它又从”科研门”门户网站的在线数据库中消失了,但仍在网络上存档[II.4]。
事实上,目前武汉市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爆发,引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即,为什么这场大流行在2019年就在这个城市开始。如果假设一种发生在武汉市中心的野生动物市场的人畜共患病是造成本次疫情的原因,首先必须注意到,野生动物市场在中共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直到近代,中共国所有的城市都存在上千个这样的市场。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所有年份中是2019年武汉市会出现这样的冠状病毒大流行?
在科学方面,武汉市近年来主要是通过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而崭露头角,尤其是在《自然》和《科学》等跨学科权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武汉病毒所石正立研究组多年来在冠状病毒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工作大约在16年前就开始了–甚至在中法合作的”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已经进行了很多年,部分是在中共国研究人员和几个美国和澳大利亚研究小组的密切合作下进行的[I.5-I.10]。病毒学研究的冠状病毒来源是不同种类的蝙蝠,这些蝙蝠是武汉研究团队在中共国不同省份的洞穴中多次考察收集到的。然后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分离和培育了冠状病毒,并研究了它们与动物细胞和人体细胞的相互作用(如[I.5、I.6、I.7、I.9])。
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立领导的研究小组不仅研究了天然存在的冠状病毒,还刻意对其进行了操作,目的是让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一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已经有多篇原创性科学论文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见如[I.5, I.6, I.7, I.8]),而且多年来已经受到科学界许多代表的批评(见如[III.2])。由于它的重要性,在这一章的介绍之后,分别用两章的篇幅来介绍本次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前史。特别是科学界对”功能增益”研究的潜在危险的争论,除此以外,在2013年给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两封信中也表达了这种争论(见章节:”功能增益研究”),这表明即使在当时,科学家之间的意见是多么的不同,讨论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多么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大流行病爆发之后。
虽然”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运营着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生物技术实验室,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前,有报道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存在相当大的安全缺陷(如见[IV.5]):
——————————————–
《华盛顿邮报》,2020年4月14日

国务院电报警告武汉实验室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存在安全问题

Josh Rogin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颠覆世界的两年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曾多次访问武汉市的一家中共国研究机构,并向华盛顿发回两份关于该实验室安全不足的官方警告,该实验室正在对蝙蝠的冠状病毒进行风险研究。这些电报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这个或另一个武汉实验室是否是病毒来源的讨论–尽管尚未出现确凿的证据。
2018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多次派美国科学外交官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访问,该所已于2015年成为中共国第一个达到国际生物研究安全最高水平(称为BSL-4)的实验室。WIV用英文发布了关于最后一次访问的新闻,该次访问发生在2018年3月27日。美国代表团由驻武汉总领事杰米森-福斯和大使馆环境、科学、技术和健康参赞里克-斯韦策率领。上周,WIV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该声明,尽管它仍然在互联网上存档。
美国官员在访问期间了解到的情况令他们非常关注,因此他们向华盛顿发出了两份被列为敏感但不保密的外交电报。这两份电报警告说,WIV实验室存在安全和管理上的弱点,并建议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我拿到的第一封电报还警告说,实验室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工作及其对人类的潜在传播代表了一种新的类似SARS的大流行病的风险。
2018年1月19日的电报称:”在与WIV实验室的科学家交流时,他们注意到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安全运行这个高防护实验室所需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该电报由大使馆环境、科学和卫生部门的两名官员起草,他们与WIV科学家会面。(国务院拒绝对该报道的这一细节和其他细节发表评论)。
————————————————-
纵观有记录的生物技术高度安全实验室事故统计,可以发现,高传染性病毒从此类实验室无意中逃逸的情况在过去并不少见,比如在中共国和美国都有发生。这一重要议题也是本研究报告中单独一章的主题。
但对于武汉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爆发初期,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很不幸,来自官方的消息很少,因为中共国从一开始就试图掩盖真实的事件。媒体已经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例如,见[IV.6, IV.7, IV.8])。在2020年期间,如果中共国对疫情的处理不被赞誉为典范,或者对中共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行为发表批评性言论,中共国甚至会对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施加压力–甚至包括制裁的威胁。
从科学文献(见,如[III.3])以及众多媒体报道(见,如[VI.9])中可以看出,武汉的中共国医生在试图将COVID-19新病的相关情况如实告知其他同事甚至公众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是医生李文亮,著名的《LANCET》杂志对他的命运作了如下报道:
————————————————————
THE LANCET, VOLUME 395, ISSUE 10225, P682, 2020年2月29日

李文亮

Andrew Green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给一群医生同行发了一条信息,警告他们在他工作的中共国湖北省武汉市可能爆发一种类似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疾病。这本是一条私人信息,他鼓励他们保护自己,避免被感染。几天后,他被传唤到武汉市公安局,并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其中指控他发表虚假言论,扰乱公共秩序。

警告COVID-19爆发的眼科医生。1986年10月12日出生于中共国北镇,2020年2月7日在武汉感染SARS-CoV-2后去世,享年33岁。
事实上,李文亮是最早认识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武汉爆发的人之一,截至2020年2月16日,该病已蔓延至25个国家,造成1669人死亡,超过51800人感染。李文亮在声明上签字后返回工作岗位,显然是从病人身上感染了严重的2型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2)。他的死在中共国引发了愤怒,市民在留言板上表达了对李文亮在一线敬业工作的感谢,并批评武汉的安全和医疗官员对其警告的最初反应。在去世前几天,李文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官方早点披露疫情信息,我想情况会好很多”。他说,”应该有更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
因此,要想获得疫情初期中共国国内和国外的真实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系统地分析中共国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很多信息只能暂时获得,然后会被再次删除。
例如,在疫情初期,中共国感染者和死亡人数的非官方和官方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亚洲邻国的媒体也很早就报道了这一情况(例如,见[IV.10], [IV.11])。
————————————————–
台湾新闻,2020年2月5日

腾讯可能不小心泄露了武汉病毒死亡的真实数据
腾讯简述武汉冠状病毒感染154023例,死亡24589例

Keoni Everington

台北(台湾新闻)–在许多专家质疑中共国对武汉冠状病毒疫情统计的真实性时,腾讯周末似乎无意中公布了可能是实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这些数字远高于官方数字,但却诡异地与一家受人尊敬的科学杂志的预测一致。
早在1月26日,就有网友爆料称,腾讯在其名为”疫情追踪”的网页上,短暂显示了中共国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数据,远高于官方估计,随后又突然转为较低的数字。38岁的台湾饮品店老板罗宏基当天报告说,腾讯和网易都在发布”未经修改的统计数据”,然后又在短时间内切换到官方数据。
罗在1月26日告诉台湾新闻,他查看了腾讯和网易的数字,发现”真的很吓人”。他说,他不知道这些数字是真是假,由于他的店面还有一天的工作要忙,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
罗说,直到当晚回家后,他才再次查看数字,发现数字急剧下降,”有些不对劲”。他说,他注意到香港一个脸书群组上的某人也在当天观察到了同样的诡异现象。
周六(2月1日)晚间,腾讯网页显示中共国武汉病毒确诊病例为154023例,是当时官方数字的10倍。它列出的疑似病例数为79808例,是官方数字的4倍。
治愈病例只有269例,远低于当天官方公布的300例。最不祥的是,列出的死亡人数为24589人,远远高于当天官方列出的300人。
几分钟后,腾讯更新了数字,以反映政府当天的”官方”数字。网友们注意到,腾讯至少有三次发布了极高的数字,但很快又将其降低到政府认可的统计数据。

2月1日图左为较高数字,右图为”官方”数字。(网络图片)

网友还注意到,每次出现大数据的画面,上面都会出现与前一天数据的对比,显示出”合理”的增量,与官方数据很像。这让一些网友猜测,腾讯有两组数据,分别是真实数据和”加工”数据。
—————————————————-
在疫情初期,非官方和官方的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数字之所以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官方冠状病毒病例”的定义很奇怪。阳性诊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IV.12]:
1)当事人必须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过接触。
2)当事人必须有发热的症状。
3)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必须通过基因测序来证明。

特别是第一条标准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来源问题有关。据此,中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推测,COVID-19疾病的源头应该是武汉市中心的野生动物市场,众所周知,武汉市中心的野生动物市场在2020年初就被中共国政府关闭了。但是,当时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至今也没有,因此,上述三个COVID-19病例的检测标准中的第一个标准从医学诊断的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而应该理解为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定义。
当然,现在人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中共国政府在这个早期阶段就宣布野生动物市场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并在此后尽一切可能向国内和国外宣传人畜共患病理论。
其背景是,很早以前,中共国社交媒体上就有众多的提示和发布,COVID-19感染链的”零号患者”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科学家。她叫黄燕玲,1988年10月20日出生,2012年起成为”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以该所地址发表科研论文至少6篇。截至2019年底,她被认为已经消失,她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已经从研究所网站(以及她的个人网站)上删除:

不过,黄燕玲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员工的证据还是可以在下面的网站上找到,网站上列出了该所的博士生名单,包括学生证(原网站是用中文写的,这里是翻译成德语的版本):
—————————————————-
20140923 2012年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制度完成情况 gd.whiov.cas.cn/zxpy/yjsswgg/201409/t20140923_258008.html 1/2

中共国科学院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您当前位置:首页 >> 学校教育 >> 公司动态

20140923 2012年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制度完成情况

来源:发布时间:2014年9月23日

中共国科学院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湖北ICP备案05001977号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中路44号 邮编:430071 邮箱:[email protected]
———————————————————–
2018年,黄燕玲还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有当年的一张合影为证:

通过以下链接[IV.13]可查阅关于黄艳玲命运和失踪背景的综合报告以及许多其他证据文件:

还有一个关于”黄燕玲在哪里?”的网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背景:

尽管中共国以及国际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出现很多质疑,但无论是责任实验室的主任石正立还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官方代表,至今都不愿意提供有关黄燕玲下落的信息。中共国政府一方面正式否认了有关黄燕玲的 “传闻”,另一方面又拒绝提供有关这位年轻科学家下落的任何信息。
鉴于在大流行初期,中共国政府对其国内科学家、医生、记者以及个人施加压力,让其提供有关COVID-19疾病背景的虚假信息(例如,见[III.3], [IV.14]),甚至这些信息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如见[IV.6],[IV.15]),一些病毒学家在联合声明[III.4]中还称赞中方的信息政策”快速、公开、透明”,这让众多科学家无法理解。事实上,不仅黄燕玲[四.13]、方斌[IV.15]等人失踪,而且重要的研究样本也被扣留(如[IV.16]、[IV.1])或在2020年1月初被”湖北省卫计委”下令销毁。
病毒学家小组的发言如下[III.4]:
——————————————————
THE LANCET 395, ISSUE 10226, E42-E43, 2020年3月7日

通讯

支持中共国抗击COVID-19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声明

Charles Calisher, Dennis Carroll, Rita Colwell, Ronald B Corley, Peter Daszak, Christian Drosten, Luis Enjuanes, Jeremy Farrar, Hume Field, Josie Golding, Alexander Gorbalenya, Bart Haagmans, James M Hughes, William B Karesh, Gerald T Keusch, Sai Kit Lam, Juan Lubroth, John S Mackenzie, Larry Madoff, Jonna Mazet, Peter Palese, Stanley Perlman, Leo Poon, Bernard Roizman, Linda Saif, Kanta Subbarao, Mike Turner

我们是密切关注2019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公共卫生科学家,并深切关注其对全球卫生和健康的影响。我们看到,特别是中共国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辛勤而有效地工作,迅速确定了这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制定了减小其影响的重大措施,并与全球卫生界透明地分享他们的成果。这种努力是了不起的。
我们签署本声明,是为了声援在COVID-19爆发的挑战中继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共国所有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与中共国的同行们一起站在最前线,共同对抗这种新的病毒威胁。
迅速、公开和透明地分享有关这次疫情的数据,现在正受到有关其起源的谣言和错误信息的威胁。我们共同强烈谴责那些认为COVID-19不是自然起源的阴谋论。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公布并分析了致病菌–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基因组,他们得出的压倒性结论是,这种冠状病毒与其他许多新出现的病原体一样,起源于野生动物。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院长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科学界人士的来信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阴谋论只会制造恐惧、谣言和偏见,破坏我们在抗击这种病毒中的全球合作。我们支持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呼吁,即促进科学证据和团结,而不是误导和猜测。
我们希望你们,中共国的科学和卫生专业人员知道,我们在与你们一起对抗这种病毒。
我们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支持武汉和中共国各地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务人员,与我们的同事一起站在第一线!
我们异口同声。要增加您对这一声明的支持,请在线签署我们的信件。LM是ProMED-mail的编辑。我们声明没有竞争利益。
———————————————————–
在这一点上已经应该注意到,作者组的人员–如Peter Daszak–过去曾亲自参与过功能增益实验,并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石正立课题组共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这一点将在后面的功能增益研究一章中详细讨论。
还应指出,该声明:”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发表并分析了致病菌–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基因组,他们绝大多数的结论是,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就像其他许多新出现的病原体一样。”如果不指出,现在至少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根据对SARS-CoV-2新病毒的基因指纹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形式是不能成立的(例如,见[I.11], [II.5], [II.6], [II.7], [II.8])
综上所述,有大量证据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是目前最有可能导致电晕大流行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类自己带来的悲剧。一些病毒学家[III.4]宣布当前流行病的病因问题”解决了”,这是很危险的。对于政治决策者来说,不可否认,他们是应该禁止野生动物市场,还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基因操纵病毒的高风险研究,这一点是有区别的。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否则新冠和其他种类病毒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危害隐患,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

7 参考文献
I)基于科学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同行评审”):

[I.1] Fan Wu, Su Zhao, Bin Yu, Yan-Mei Chen, Wen Wang, Zhi-Gang Song, Yi Hu, Zhao-Wu Tao, Jun-Hua Tian, Yuan-Yuan Pei, Ming-Li Yuan, Yu-Ling Zhang, Fa-Hui Dai, Yi Liu, Qi-Min Wang, Jiao-Jiao Zheng, Lin Xu, Edward C. Holmes and Yong-Zhen Zhang,《自然》579,265–269(2020):“与中国的人类呼吸系统疾病有关的新型冠状病毒”。

[I.2] Chaolin Huang, Yeming Wang, Xingwang Li, Lili Ren, Jianping Zhao, Yi Hu, Li Zhang, Guohui Fan, Jiuyang Xu, Xiaoying Gu, Zhenshun Cheng, Ting Yu, Jiaan Xia, Yuan Wei, Wenjuan Wu, Xuelei Xie, Wen Yin, Hui Li, Min Liu, Yan Xiao, Hong Gao, Li Guo, Jungang Xie, Guangfa Wang, Rongmeng Jiang, Zhancheng Gao, Qi Jin, Jianwei Wang and Bin Cao, Lancet 395,497–506(2020):“中国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I.3] Roujian Lu, Xiang Zhao, Juan Li, Peihua Niu, Bo Yang, Honglong Wu, Wenling Wang, Hao Song, Baoying Huang, Na Zhu, Yuhai Bi, Xuejun Ma, Faxian Zhan, Liang Wang, Tao Hu, Hong Zhou, Zhenhong Hu, Weimin Zhou, Li Zhao, Jing Chen, Yao Meng, Ji Wang, Yang Lin, Jianying Yuan, Zhihao Xie, Jinmin Ma, William J Liu, Dayan Wang, Wenbo Xu, Edward C Holmes, George F Gao, Guizhen Wu, Weijun Chen, Weifeng Shi and Wenjie Tan, Lancet 395,565–74(2020):“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表征和流行病学:对病毒起源和受体结合的影响”。

[I.4] Peng Zhou, Xing-Lou Yang, Xian-Guang Wang, Ben Hu, Lei Zhang, Wei Zhang, Hao-Rui Si, Yan Zhu, Bei Li, Chao-Lin Huang, Hui-Dong Chen, Jing Chen, Yun Luo, Hua Guo, Ren-Di Jiang, Mei-Qin Liu, Ying Chen, Xu-Rui Shen, Xi Wang, Xiao-Shuang Zheng, Kai Zhao, Quan-Jiao Chen, Fei Deng, Lin-Lin Liu, Bing Yan, Fa-Xian Zhan, Yan-Yi Wang, Geng-Fu Xiao and Zheng-Li Shi, 《自然》 579,270-273(2020):“可能是来源于蝙蝠的新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暴发”。

[I.5] Wuze Ren, Xiuxia Qu, Wendong Li, Zhenggang Han, Meng Yu, Peng Zhou, Shu-Yi Zhang, Lin-Fa Wang, Hongkui Deng, and Zhengli Shi, 《病毒学杂志》82,1899-1907(2008):“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与蝙蝠起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之间的受体使用差异”。

[I.6] Yuxuan Hou, Cheng Peng, Meng Yu, Yan Li, Zhenggang Han, Fang Li, Lin-Fa Wang, and Zhengli Shi, Arch.Virol. 155,1563-1569(2010):“不同蝙蝠物种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蛋白赋予SARS-CoV输入的易感性”。

[I.7] Xing-Yi Ge, Jia-Lu Li, Xing-Lou Yang, Aleksei A. Chmura, Guangjian Zhu, Jonathan H. Epstein, Jonna K. Mazet, Ben Hu, Wei Zhang, Cheng Peng, Yu-Ji Zhang, Chu-Ming Luo, Bing Tan, Ning Wang, Yan Zhu, Gary Crameri, Shu-Yi Zhang, Lin-Fa Wang, Peter Daszak and Zheng-Li Shi, 《自然》503,535-538(2013):“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的分离和鉴定”。

[I.8] Vineet D Menachery, Boyd L Yount Jr, Kari Debbink, Sudhakar Agnihothram, Lisa E Gralinski, Jessica A Plante, Rachel L Graham, Trevor Scobey, Xing-Yi Ge, Eric F Donaldson, Scott H Randell, Antonio Lanzavecchia, Wayne A Marasco, Zhengli-Li Shi and Ralph S Baric, 《自然医学》21,1508-1513(2015):“ SARS样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显示出对人类的潜力”。

[I.9] Ben Hu , Lei-Ping Zeng , Xing-Lou Yang , Xing-Yi Ge, Wei Zhang,Bei Li, Jia-Zheng Xie, Xu-Rui Shen, Yun-Zhi Zhang, Ning Wang, Dong-Sheng Luo, Xiao-Shuang Zheng, Mei-Niang Wang, Peter Daszak, Lin-Fa Wang, Jie Cui and Zheng-Li Shi, PLoS Pathogens 13(11),e1006698(2017):”发现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丰富基因库,为SARS冠状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见解”。

[I.10] Peng Zhou, Hang Fan, Tian Lan, Xing-Lou Yang, Wei-Feng Shi, Wei Zhang, Yan Zhu, Ya-Wei Zhang, Qing-Mei Xie, Shailendra Mani, Xiao-Shuang Zheng, Bei Li, Jin-Man Li, Hua Guo, Guang-Qian Pei, Xiao-Ping An, Jun-Wei Chen, Ling Zhou, Kai-Jie Mai, Zi-Xian Wu, Di Li, Danielle E. Anderson, Li-Biao Zhang, Shi-Yue Li, Zhi-Qiang Mi, Tong-Tong He, Feng Cong, Peng-Ju Guo, Ren Huang, Yun Luo, Xiang-Ling Liu, Jing Chen, Yong Huang, Qiang Sun, Xiang-Li-Lan Zhang, Yuan-Yuan Wang, Shao-Zhen Xing, Yan-Shan Chen, Yuan Sun, Juan Li, Peter Daszak, Lin-Fa Wang, Zheng-Li Shi, Yi-Gang Tong and Jing-Yun Ma, 《自然》556,255-258(2018年)。”致命的猪急性腹泻综合征由一种源自蝙蝠的HKU2相关冠状病毒引起”。

[I.11] D. Paraskevis, E. G. Kostaki, G. Magiorkinis, G. Panayiotakopoulos, G. Sourvinos, S. Tsiodras, Infect. Genet. Evol. 79, 104212 (2020). doi: 10.1016/j.meegid.2020.104212. Epub 2020 Jan 27: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1.26.920249v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基因组进化分析,否定了作为最近一次重组事件的结果出现的假说”。

[I.12] Manli Wang and Zhihong Hu, Virol. Sin. 28(6),315-317(2013):“蝙蝠作为SARS冠状病毒的动物宿主:经过10年的病毒狩猎,假说得到了证明”。

[I.13] Masaki Imai, Tokiko Watanabe, Masato Hatta, Subash C. Das, Makoto Ozawa, Kyoko Shinya, Gongxun Zhong, Anthony Hanson, Hiroaki Katsura, Shinji Watanabe, Chengjun Li, Eiryo Kawakami, Shinya Yamada, Maki Kiso, Yasuo Suzuki, Eileen A. Maher, Gabriele Neumann and Yoshihiro Kawaoka, 《自然》486,420-428(2012):“H5 HA流感的实验适应性使雪貂的呼吸道飞沫传播到H5 HA/H1N1病毒的再宿主。”

[I.14] Sander Herfst, Eefje J. A. Schrauwen, Martin Linster, Salin Chutinimitkul, Emmie de Wit, Vincent J. Munster, Erin M. Sorrell, Theo M. Bestebroer, David F. Burke, Derek J. Smith, Guus F. Rimmelzwaan, Albert D. M. E. Osterhaus, Ron A. M. Fouchier, 《科学》336, 1534-1541(2012年):”A/H5N1流感病毒在雪貂之间进行空气传播”。

[I.15] Biao He, Yuzhen Zhang, Lin Xu, Weihong Yang, Fanli Yang, Yun Feng, Lele Xia, Jihua Zhou, Weibin Zhen, Ye Feng, Huancheng Guo, Hailin Zhang, Changchun Tua, 《病毒学杂志》88, 7070-7082 (2014):”鉴定来自中国蝙蝠的多种阿尔法冠状病毒并对一种新型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样冠状病毒进行基因组学鉴定”。

[I.16] Dan Hu, Changqiang Zhu, Lele Ai, Ting He, Yi Wang, Fuqiang Ye, Lu Yang, Chenxi Ding, Xuhui Zhu, Ruicheng Lv, Jin Zhu, Bachar Hassan, Youjun Feng, Weilong Tan, Changjun Wang, 《新出现的微生物与感染》7,154(2018):“中国蝙蝠中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特征和感染性”。

II)未经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预印本”):

[II.1] Daoyu Zhang: “BatCoV/RaTG13测序和来源的异常情况。” 网页: https://zenodo.org/record/3987503#.Xz9GzC-z3GI (2020)。

[II.2] M. Singla, S. Ahmad, C. Gupta, and T. Sethi:“RaTG13基因组的De-novo装配揭示了不一致之处,进一步掩盖了SARS-CoV-2的起源。”网页: https://doi.org/10.20944/preprints202008.0595.v1 (2020).

[II.3] Dean Bengston: “所有利用RaTG13 bat菌株基因组学评估SARS-CoV-2起源或流行病学的期刊文章均可能存在缺陷,应撤回。”网页: https://doi.org/10.31219/osf.io/wy89d (2020).

[II.4] Botao Xiao und Lei Xiao: “2019-nCoV冠状病毒的可能起源”。网页: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214144447/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070128_The_possible_origins_of_2019-nCoV_coronavirus (2020 二月)

[II.5] Li-Meng Yan, Shu Kang, Jie Guan and Shanchang Hu: “SARS-CoV-2基因组的不寻常特征表明,该基因组是经过复杂的实验室改造而非自然进化,并确定了其可能的合成途径”。网页: https://zenodo.org/record/4028830#.X_BoYNhKh3j (2020年9月14)。

[II.6] Sakshi Piplani, Puneet Kumar Singh, David A. Winkler, Nikolai Petrovsky: “穗蛋白-ACE2在不同物种间结合的亲和力的硅科比较;对SARS-CoV-2病毒的可能来源的意义”。网页(2020年5月13日)。 arXiv:2005.06199v1

[II.7] Jean Claude Perez and Luc Montagnier: “COVID-19、SARS和蝙蝠冠状病毒基因组意外的外源RNA序列”。网页:https://osf.io/d9e5g/

[II.8] P. Pradhan, A. K. Pandey, A. Mishra, P. Gupta, P. K. Tripathi, M. B. Menon, J. Gomes, P. Vivekanandan, and B. Kundu: 2019-nCoV穗蛋白中独特插入片段与HIV-1 gp120和Gag的异常相似性, bioRxiv预印版。网页:https://doi.org/10.1101/2020.01.30.927871 (2020, 后来被作者撤回)

[II.9] Li-Meng Yan, Shu Kang, Jie Guan, Shanchang Hu: „SARS-CoV-2是超限生物武器:通过发现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欺诈行为揭示的真相”。网页:https://zenodo.org/record/4073131#.X_DBm9hKh3g (08.10.2020).

[II.10] Christian Enemark: “生物安全和对全球健康的风险”, 《牛津全球卫生政治手册》, 编辑Colin McInnes, Kelley Lee, Jeremy Youde. 网上公布日期:2018年1月。DOI: 10.1093/oxfordhb/9780190456818.013.12

III)在科学文献中发表的信件、信函和评论:

[III.1] Kristian G. Andersen, Andrew Rambaut, W. Ian Lipkin, Edward C. Holmes and Robert F. Garry, 《自然医学》26, 450-452 (2020): “SARS-CoV-2的近端起源”。

[III.2] Declan Butler, 《自然》(2015), doi:10.1038/nature.2015.18787: “工程化蝙蝠病毒引发风险研究的讨论”。网页:https://www.nature.com/news/engineered-bat-virus-stirs-debate-over-riskyresearch-1.18787

[III.3] Andrew Green, Lancet 395, p. 682, 2020年2月29: “李文亮”。

[III.4] Charles Calisher, Dennis Carroll, Rita Colwell, Ronald B Corley, Peter Daszak, Christian Drosten, Luis Enjuanes, Jeremy Farrar, Hume Field, Josie Golding, Alexander Gorbalenya, Bart Haagmans, James M Hughes, William B Karesh, Gerald T Keusch, Sai Kit Lam, Juan Lubroth, John S Mackenzie, Larry Madoff, Jonna Mazet, Peter Palese, Stanley Perlman, Leo Poon, Bernard Roizman, Linda Saif, Kanta Subbarao, Mike Turner, Lancet 395, Issue 10226, PE42-E43 (2020): “支持中国抗击COVID-19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声明”。网页: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418-9

[III.5] Jef Akst, 《科学家》(2015年11月16日): „实验室制造冠状病毒引发讨论”。

[III.6] Declan Butler, 《自然》480, 421-422 (2011): “对实验室繁殖的流感的担忧越来越大”。

[III.7] Declan Butler, 《自然》481, 417-418 (2012): “慎重对待变异流感工作”。

[III.8] Brendan Maher, 《自然》485, 431-434 (2012): “禽流感研究:生物安全监督”。

[III.9] Declan Butler, 《自然》493, 460 (2013): “恢复对致命性流感菌株的研究工作”。

[III.10] Sara Reardon, 《自然》514, 411-412 (2014): “美国暂停风险性疾病研究”。

[III.11] Smriti Mallapaty, 《自然》588, 208 (2020): „科学家调查大流行病的起源”。

[III.12] Declan Butler, 《自然》503, 19 (2013): “查询病原体研究法”。

[III.13] Heidi Ledford, 《自然》(2013), „科学家呼吁欧洲就突变流感研究进行紧急会谈”。网页(2013年12月20日)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013.14429.

[III.14] Editorial, 《自然》510, 443 (2014): “生物安全的平衡”。网页(2014年6月25) https://www.nature.com/news/biosafety-in-the-balance-1.15447

IV)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IV.1] FOCUS网上社论:“病毒从何而来?Drosten为新冠起源带来新的说法”。网页(2020年5月8日) https://www.focus.de/gesundheit/news/woher-kommt-das-coronavirus-drosten-bringt-neuen-ansatz-zu-ursprung-ins-spiel_id_11924915.html

[IV.2] Eva Fu, 大纪元时报, 新加坡版:”独家:中国在官方时间表前几个月就有类似COVID的病人”。网页: https://epochtimes.today/exclusive-china-had-covid-like-patients-months-before-official-timeline/

[IV.3] FOCUS网上社论: „武汉病毒是怎么来的?研究人员驳斥阴谋论“。网页(2020年3月24) https://www.focus.de/gesundheit/news/verschwoerungstheorie-endgueltig-widerlegt-nicht-aus-dem-labor-forscher-beweisen-dass-sars-cov-2-natuerlich-entstanden-ist_id_11801624.html

[IV.4] Lawrence Sellin, GMWATCH: “说明:有科学迹象表明COVID-19是人为的”。网页(2020年5月15) https://www.gmwatch.org/en/news/latest-news/19406

[IV.5] Josh Rogin, THE WASHINGTON POST, 4月14日(2020): „国务院电报警告武汉实验室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存在安全问题”。

[IV.6] TAGESSPIEGEL: „批评者消失,欧盟出现游行:中国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掩盖了新冠的起源“。网页(2020年5月7日)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kritiker-verschwinden-die-eu-wird-vorgefuehrt-so-dreist-vertuscht-china-die-urspruenge-von-corona/25809708.html

[IV.7] ZEIT Online: „疫情起源:中国当局没有主动向世卫组织通报冠状病毒的情况“。网页(2020年7月4日) https://www.zeit.de/wissen/gesundheit/2020-07/who-chronologie-coronavirus-pandemie-covid-19-ausbruch

[IV.8] Lukas Rogalla, FRANKFURTER RUNDSCHAU: „不当行为曝光–“武汉档案”:来自中国的文件揭示了新冠大流行初期的混乱局面“。网页(2020年12月3日) https://www.fr.de/politik/corona-coronavirus-china-wuhan-leaks-virus-ursprung-kekule-virologe-italien-90119716.html

[IV.9] MERKUR: 冠状病毒英雄现在已经死了–他没有让这一切被掩盖。网页(2020年3月1日) https://www.merkur.de/welt/coronavirus-china-vertuschung-wuhan-li-wenliang-arzt-zr-13529620.html

[IV.10] Keoni Everington, 台湾新闻:”腾讯可能不小心泄露了武汉病毒死亡的真实数据。网页(2020年2月5日)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3871594

[IV.11] Christina Zhao, NEWSWEEK: “武汉COVID-19死亡人数或达上万”。网页(2020年3月29) https://www.newsweek.com/wuhan-covid-19-death-toll-may-tens-thousands-data-cremations-shipments-urns-suggest-1494914

[IV.12] GREATGAMEINDIA: “COVID19档案–关于冠状病毒神秘起源的科学调查”。网页(2020年2月21日) https://greatgameindia.com/covid19-files-scientific-investigation-on-mysterious-origin-of-coronavirus/

[IV.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QFCcSI0pU

[IV.14] Matthew Strong, 台湾新闻:”中方要求世卫组织掩盖冠状病毒疫情:德国情报部门”。网页(2020年5月9日)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3931126

[IV.15] Wikipedia: Fang Bin. 网页(2020年1月2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ng_Bin

[IV.16] Sharri Markson, DAILY TELEGRAPH: “新南威尔士州的冠状病毒:档案中列出了针对中国蝙蝠病毒项目的案例”。网页(2020年5月4日) https://www.dailytelegraph.com.au/coronavirus/bombshell-dossier-lays-out-case-against-chinese-bat-virus-program/news-story/55add857058731c9c71c0e96ad17da60

[IV.17] Christina Lin: “美国为何将蝙蝠病毒研究外包给武汉?”。网页(2020年4月) https://www.ispsw.com/wp-content/uploads/2020/04/689_Lin.pdf

[IV.18] Sam Husseini, 独立科学新闻: “Peter Daszak的生态健康联盟隐藏了近4000万美元的五角大楼资金和军事化的大流行病科学”。网页(2020年12月16日) https://www.independentsciencenews.org/news/peter-daszaks-ecohealth-alliance-has-hidden-almost-40-million-in-pentagon-funding/

[IV.19] Denise Grady, 纽约时报, 8月5日(2019): „致命病菌研究因安全隐患被关闭的陆军实验室”.

[IV.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UgF_mQy90&feature=youtu.be

[IV.21] Steve Watson, SUMMIT NEWS: “2018年的视频显示,中国科学家在武汉实验室研究冠状病毒”。网页(2020年4月30日) https://summit.news/2020/04/30/video-from-2018-shows-chinese-scientists-working-on-coronavirus-in-wuhan-lab

[IV.22]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884792-MACE-E-PAI-COVID-19-ANALYSIS-Redacted.html

[IV.23] GREATGAMEINDIA: “转录:生物武器专家弗朗西斯-博伊尔博士谈冠状病毒”。网页(2020年2月5日) https://greatgameindia.com/transcript-bioweapons-expert-dr-francis-boyle-on-coronavirus/

[IV.24] 数学和科学学会关于COVID-19大流行病的立场的文件,2020年5月6日。网页: http://www.wissenschaft-verbindet.de/pdf/Stellungnahme_der_Fachgesellschaften_zu_Corona.pdf

[IV.25] 科学对话,科学晴雨表新冠特别版。网页:https://www.wissenschaft-im-dialog.de/projekte/wissenschaftsbarometer/wissenschaftsbarometer-corona-spezial/

[IV.26] Sara Dorn, 纽约邮报: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COVID-19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美国官员”。网页(2021年1月2日) https://nypost.com/2021/01/02/growing-body-of-evidence-shows-covid-19-leaked-from-chinese-lab-us-official/?utm_medium=SocialFlow&utm_campaign=SocialFlow&utm_source=NYPTwitter

[IV.27] Javier C. Hernández, 纽约时报: “知名西方出版商向中国审查制度屈服”。网页(2017年11月1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1/world/asia/china-springer-nature-censorship.html

[IV.28] Jane Qiu, 科学美国人: “中国的”蝙蝠女”如何追捕从SARS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网页(2020年6月1日)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chinas-bat-woman-hunted-down-viruses-from-sars-to-the-new-coronavirus1/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标题为”追逐瘟疫”。322, 6, 24-32 (2020年6月)。

[IV.29] 40. NDR信息播客: „Christian Drosten谈新冠更新“ 2020年5月12日。网页:https://www.ndr.de/nachrichten/info/podcast4684.html

[IV.30] Mathias Bröckers: „pLai3ΔenvLuc2 – 随着HIV伪病毒冠状病毒成为人类的危险?“ 网页(2020年4月20日) https://www.heise.de/tp/features/pLai3-envLuc2-Wurde-mit-HIV-Pseudovirus-das-Coronavirus-fuer-den-Menschen-gefaehrlich-4705632.html

[IV.31] 致世卫组织COVID-19国际调查组的公开信。网页:https://www.ipetitions.com/petition/open-letter-to-the-who-covid-19-international

德国汉堡大学罗兰-维森丹格教授: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研究(中文译文)第二部分
德国汉堡大学罗兰-维森丹格教授: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研究(中文译文)第三部分

+3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