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长天时评41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六:(五)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教育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劳动大学”这个概念对于50年代的中共国人都不陌生,但那只是当初中共中央驻地隐藏于香山的一个虚的名称,北京的香山根本没有这个大学 ,当时却引来满腔热血女青年哭着喊着要求上“劳动大学”,可警卫兵就是不让她们上去,说是中央驻地,不是大学。然而,19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劳动大学”这一伟光正的目标。中共国当时千万万城市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被迫)下乡劳动,劳动即劳动大学的主要课程,没有之一。这么理解,天生农民出娘胎就大学毕业了。

北京时间3月15日,中共大外宣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可谓一声惊雷,消息称“江苏省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学生评优评先、毕业升学的重要参考或依据。”文件并“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见《新华社》)这是习近平直接废除邓小平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有关教育拨乱反正的政策决定。(以下简称《谈话》)也是全面文革化政策的开启。真的要把学生在校学习主要时间用来劳动吗?去哪里劳动?这是再次开始转移中共压力的邪恶用心。不同于“毛习”的上山下乡运动式的教育。笔者记得读过一篇文章,具体细节记不住,只记得一个知青(城市里的中学生、高中生)这样说道,“下乡接受再教育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教育农民。”这种对当时政策持较为正面态度的青年现在正常人看来是很幼稚。

邓小平说:“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这个时候也是价值观形成期。“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见《谈话》)基于此,邓小平针对当时学生进入大学前需要经历两年劳动政策废除的谈话是历史性的、伟大的,尽管人们都知道,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只是权宜之计,这毕竟使人民得到了喘息和受教育的机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执掌中共国大权后,虽然基本否定了大学生接受劳动的政策,但这种对毛的否定是正面的吗?邓小平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犯的错误哪些是历史的必然?笔者就此问题展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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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之箭戳毛教育之盾

笔者在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教育话题后,感到五味杂陈?“上山下乡”运动真的来了。美国之音3月9日消息说:“最近,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国掀起的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并且已经在实施了。“自2019年中,中国共青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计划将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一位何先生大学毕业后,因厌恶体制内的腐败,放弃了老爸的关系安排国企的工作,辞职后热情似火地响应了下乡运动,结果令他悔之晚矣。(见《美国之音》)

毕竟,是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将中国人从无教育状态中解救了出来,尽管邓的魄力和勇气战胜了中共党内反对派,改变了中共国年轻人的命运,但习近平的新时代“超限版的上山下乡”政策再次证明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产物。毫无疑问,这又是中共政权再一次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刻再一次选择抛弃人民、转移社会压力的决定。“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见《谈话》)邓的“非犯错误不可”的警告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当下得到了体现,已经民不聊生。在市场经济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又要成为待宰的羔羊。难道邓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理解被习近平视为错误?当然,习近平是准确理解了毛的治国之策。“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毛氏还是习氏,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见《美国之音》)

邓所谓“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其实是肯定了毛泽东反对的“修正主义”,邓小平为此吃过亏的。因为,邓充分利用了中共党内对马克思修正主义的分歧。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见《谈话》) 意思是,马列主义要符合当下实际,这是众所皆知的问题。回想起来,邓在当时有关教育和改革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质疑所作出智慧的回应在现代看来可谓力挽狂澜,为中共政权走向强大铺平了道路,朝着真正实现共产主义跨出了一大步。试想,如果邓换作今天的习近平,共产党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邓在三下三上的政治斗争中学会了如何利用中共国就正确理解马列这一问题的斗争智慧。却不曾想到,几十年后,邓小平主导的特色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中国化的路线在习近平模式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面临夭折。新中国联邦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共产党已经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节点上。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智慧在于利用了陈独秀错误的民主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偷换西方民主概念,基于此,邓果断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见《谈话》)这就是邓的智慧所在,其实中共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毛提倡什么,实际上是反对什么,毛反对的,也就是毛提倡的。毛提倡的好理解,比如提倡民主……但何为毛反对的呢?笔者举个例子,毛反对“封建帝王思想”,实际上毛是最大的封建专制,他只不过反对扎辫子而已。邓所谓要求正确理解毛的讲话,意在戳穿中共毛时代皇帝的新衣,暗示中共党内高官要认识到这一点。

二、大学不能没有马列的新矛盾论

笔者认为好的教育改革在于不得体现改革者的价值取向,而是朝着真正的教育应有的样子改良,比如说,学科设计一定不是某个人强调了什么,而是应该有哪些学科建设的项目可以纳入教育体系,而这个教育体系唯一给出的价值取向就是你不能违背人的良心,如伦理道德的底线是什么?哪些思想是有利于塑造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这个要在学校里设定它,从幼儿园到大学。而中共体制恰恰是一个善于打破价值观的政党,他的完美犯罪心理在教育领域凸显得尤为明显。比如贺建奎事件后(见《贺建奎》),中共国开始尝试引进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模式,专家学者有一些论述。从中共病毒看此问题,完全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完美欺骗游戏而已。就像中共国搞建设世界一流和双一流大学教育评价一样,按照自己评价自己是否一流或双一流模式来看,而医学伦理道德审查委员会也一定会评定超限生物基因武器研发合乎伦理道德标准。且造福人类。

这种价值观颓废、混乱的党国体制下的教育、科学和医学领域必然产生的乱象汇总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的教育体系中因为嵌入了马克思主义毒瘤所致。笔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反伦理、反人类的思想,他的完美犯罪心理体现在一些迷人的文字表述上,有些东西是看不懂的。笔者问过一些政法干部,他们私下里表示看不懂,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虽然会娓娓道来,你一旦问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主思想是民主吗?无产阶级专政又是怎么回事?哑口无言、无可奉告!试想,这种政治学、哲学的毒瘤对于年轻学子是直接毁三观啊!因为人人学会了狡辩、不承认事实、抗拒真理。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这反映的问题是,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伦理标准。为何中共国人们接受教育的结果却是是非不分呢?这和中共教育的学科体系架构有着直接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国人们出国后反思国人的行为模式,有的就怀疑是中共国人种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我种族歧视病态心理。新中国联邦一直在强调,中国人种没有问题,不过,中共国的确存在很多是非不分的好人。举个例子,有非常多的有良知的中共官员,他们在私下里谈论政治的时候,总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和修正主义之间讨论孰是孰非,很少有人看出问题本质,大学为何要设立马克思主义课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教育。如郭文贵先生常说的那样,共产党的话你一句都不要相信他。笔者曾经和一位退休检察官谈论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时说:只要中共国大学里仍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纳入应试教育,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改革者。因为邓小平骨子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立刻反驳我说,“那共产党就是不能丢弃马克思嘛。”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就算站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立场看,你可以单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上最邪恶的做法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院设在各大学里,遍地都是,当你走进大学校园看到这些,有种穿越到文革的感觉,或者有点像看见“大淫妇”那样令人恶心。因此,如果在谈中共国教育改革话题,仅仅局限于毛习之间的几个政客孰是孰非就显得幼稚了。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最后的结果都成了宋江式的人,在认同封建帝制基础上谈论政治改革,最后都只能被体制化(招安)或被赐死。

究竟如何客观地读懂1977年有关邓的教育谈话内容?关键在于看邓坚持什么?笔者继续从《谈话》中寻找支点。邓说:“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见《谈话》)首先从谈话中看出,邓是下定决心改革教育,但他不懂教育,怎么搞?上来就是搞重点大学,当然,西方传教士留下的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培养出的一些教育家去台湾了,剩下的左翼“砖家”能搞教育吗?特别是坚持主抓“重点大学”,要知道,西方国家的世界名校是第三方机构排名的结果、是各自自主办学的结果、是思想开放的必然,哪里是自我评价所致!要知道,邓在1966年时曾经是参与决策取消高考的人之一,可以说邓最后一次复出从实际工作中否定了自己当年违心的决策,这至少可以看出邓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邓说,“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见《谈话》)邓在当时国力慎微的情况下,强调财经与马列主义理论为重点学科,这从一开始就给大学教育注入了一颗扭曲的灵魂,这种主抓一批重点大学的想法就是从一开始树立了大学三教九流的等级观念,这就是中共国教育的病灶,即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她)们的思想境界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普遍低下。

这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教育改革,很多年轻人都成了思想上的废物、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人、学习上的机器人等,笔者30岁前曾经也是如此,当经历一些问题后才有真正的独立思考。而真正的开智教育当然还是郭文贵先生的爆料革命教育。由于郭先生掌握并公布大量中共国不能公开的信息,这成了中国人陷入共产党制造的完美犯罪心理不能自拔的时候可以立刻醒悟过来的神奇的教材和医治心灵创伤的速效药——真相。真相有时如同真理之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工具永远都是刺破黑暗的真光,因为这是直接唤醒人本我的良心的兴奋剂,是心灵咖啡,而不是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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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大学生政治审查设定底线

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党性的东西就是马列主义底线不能丢,大学生入学或入党都需要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这是邓小平执政后接过毛泽东的衣钵,政审覆盖到所有进阶机制中去。

政审都包括哪些内容呢?西方国家的大学入学申请表或留学生申请表也要政审吗?首先看邓小平怎么给政审划定底线的,“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见《谈话》)邓对政审最宽松的定义至少不能少于这四项要求。现在的政审是不是按照邓小平的大原则定的呢?笔者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1、本人简历。2、直系亲属及联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党支部根据社会背景调查核实)。3、本人政治历史情况。4、本人现实表现情况。”第四项就是要求做到邓要求的三个热爱一个决心。(见《政审范文》)

政审内容确实是按照邓的这个原则制定的,但各地方条文会有不一样的调整。笔者认为最逆天反人类的要求就是第2条,“直系亲属及联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这等于是把你入学前所有家庭成员的社会背景都调查一遍,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入学申请表格都不会发生的事,笔者看到的是,这个政审为中共清除“六四”参与者及其子女入学入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笔者也曾查阅留学美国的申请表,并没有任何一项要求涉及申请人的所谓思想和政治表现,比如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方针政策、对国家领导人或执政政党是否口出不敬等这些都没有,更不会问你祖宗八代人都做什么。

政审真的有这样严格吗?一位来自河北隆尧县的推友说道:“居民冯先生女儿今年考大学,报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该校须经体检、面试和政治审查才能入学。冯女拿着政审表到当地派出所盖章,却被告知因其父曾赴京上访被拘留三天,政审不获通过。”显然习近平政府的政审扩大了审查范围,且一改胡锦涛时代的政审形式化的宽松政策。

笔者认为,你需要思考一下。如果你的爷爷、奶奶、父亲或母亲,或你的姐姐、哥哥参加过六四运动,你都将被拒绝上大学。后来有隐姓埋名的大学生,在入学两年后被查出来,学校做立即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在中共国的底层人民要想走上人生进阶通道也许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倘若你的政治背景不合格,那你还会有前途吗?不要以为没有这些历史问题的人可以幸免,你在校期间也可能因言获罪(妄议中央)。中共制造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失语的社会,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一点也不过分。

四、结论:如何识才只是党国教育改革游戏

“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见 谈话》)

邓小平执政初期还有人员流动介绍信,到邓小平1977年教育谈话时才考虑废除僵化的介绍信制度,从那以后中共国农民工开始像潮水般地往大城市涌流而去,直到今日。而考大学、金榜题名的想法依旧在中共国人心里根深蒂固,虽然上大学并非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途径,但现实非常残酷,对于中国人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上大学才有机会进入体制内工作,或至少获得大学生的身份,从而可以在好的私营企业找到工作。

而农业却被“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扼杀了,如果选择高中毕业后出去打工,至少不受体制思想之害,但你要比国企或事业单位员工付出5倍甚至10倍的努力才能赶上他们的生活品质。但随着全国范围内新城市的扩建,大量农村劳工转变为非体制的建筑工人,到80年代末与90年代,很多有能力的人开始经商或者承包工程,他们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已经开始不把体制内的人当做荣誉,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大过体制内国企员工。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是拼着命挣钱,拼着命地为子女创造读书环境,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上大学。尽管他们会一边扬眉吐气地抽着香烟、喝着啤酒、搂着美女、唱着卡拉OK、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但那种要求子女读大学的虚荣心依旧很强烈。在他们眼里,或许钱已经不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唯一令那些农民工老板们挺直腰杆的就是他们的儿女考上了北大、清华或人民大学。有趣的是,若考上农业大学,他们心里要倒抽一口气,其实农业大学也是重点大学。

广大农村人在有限地放开国门后,冲破牢笼后那种肆无忌惮的物质欲开始膨胀后的心理表明了他们以这种大把地消费方式来拼命地掩盖曾经的积贫积弱带来的羞辱感。社会风气开始每况愈下,主抓重点大学带来的结果就是后来江泽民时代的大学市场化的漫天要价、分数买卖、中小学名校择校费的高额攀比等。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却从未有过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发明,直到习近平时代创造的“超限生物基因武器”,那的确是中共国唯一的专利。

中共国的教育成就有何可夸的?笔者可以用一种粗线条描绘一下,如果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描绘,它应该是从恢复高考以来农民工不如大学生,从科学家不如卖鸡蛋的,再到吃公家饭的体制内的人不如当老板的,从当老板的不如当官的到当官的不如当大官的。可以说,中共国教育发展到习近平的5.0时代(比谁官更大)基本上就快要回到了“山寨版”的毛时代教育模式——上山下乡。如果这样粗线条的描绘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共教育,那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O”教育模式,所有人画一个圈后,那个中间的空洞就是思想、科学的空白,结果教育是虚,偷西方技术,利用高科技完美犯罪是实。而人们一旦真正拥有真的教育,就会起来推翻他们的政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才是直接使获得知识的人的知识重归于“O”。笔者没有危言耸听,如果你随便找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成熟,甚至是典型的脑残“小粉红”,是爆料革命叫响的这个名词。他们的存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群受过红色教育的超限生物武器之一,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说到这里,笔者心情仍旧沉重,一来,你无可否认,邓小平看上去灵活的政策挽救了他们的共产党,在某种程度讲,也可以承认邓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可以相对自由的呼吸点空气。而习近平在刚刚落幕的中共第13届四次会议所强调的讲话又再一次把中共国人拉回到了红色大熔炉的教育模式里煎熬。他说,“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前者是邓和中共一贯的底线,培养的大学生永远都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而不是人才,后者是“习毛人才观”的主观意识,即在习看来,当代大学生在“党亲还是爹娘亲”的问题上表示沉默都不可以,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你就是那个“反对派”。

从习的梁家河大学教育人才观折射邓小平的人才观,可以窥见中共党国教育范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红毒教育。在这个教育体制中出来的人才,他一定符合邓小平的“要注意发现人才”的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一定是如P4实验室那样人为地增强红毒毒性才叫注意发现人才,否则则不符合他们的人才观。即便如此,笔者依然强调,在这种红毒教育体系下能出现如闫丽梦博士、墨博士、博博士、艾丽女士、安红女士、路德先生、甚至郭文贵先生等亿万爆料革命战友们不是奇迹,而是上帝概率。因为上帝依然为中国存留心存怜悯、爱慕公义、敬畏神的族裔,这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中华文明将从中共的手中被夺回,并且注入新的血液,它将更加为人类文明贡献智慧……

2021年3月17日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资料:

新华社 
美国之音 
谈话(中国改革信息库) 
归档文件
贺建奎 
政审范文

免责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与GNews网站无关。

校对: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東洋武士
责任编辑: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文小白
发布: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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