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方大规模渗透美国病毒研究实验室且已将其殖民

新闻来源:The Gateway Pundit《门户专家》| 作者:Joe Hoft | 发布时间:2021年3月16日

翻译/简评:新街口|校对:SilverSpurs7|审核:万人往|Page:小雨

简评:

尽管中共对美国医疗研究领域的渗透已经被越来愈多地揭露出来,但是看到本文中披露出的解放军科技人员对美国病毒行业渗透之久、之深、之广,还是让人惊掉下巴。

解放军背景的姜世勃早在1987年就开始渗透美国病毒医学界。文中披露了姜世勃原来从事的是HIV艾滋病毒研究,2002年为了配合解放军的人类冠状病毒研究项目,他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冠状病毒的研究。从这一点足可以判断出他解放军的间谍身份。

另外,姜世勃还一直不间断地召集并帮助其它有解放军背景科学家进入美国的各个病毒实验室学习和工作,从而在美国的病毒研究行业搭建起来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利用了美国的研究资源和美国纳税人的钱,为解放军的军事病毒研究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人员和技术。最终帮助解放军研制出了祸及全世界的中共病毒。这确实让人细思极恐。

文章最后还警示,在中共病毒肆虐已经超过一年后,美国各界似乎对中共军方在美国病毒行业的渗透仍未警醒。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的病毒界绝非只有一个姜世勃,在其他重要行业肯定也有大量的姜世勃式的间谍在为中共服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尽快、尽早对中共在美国的科技间谍人员和他们的关系网络采取行动,才能有效地对中共进行还击。

原文翻译:

中共国大规模渗透美国病毒研究实验室

客座文章作者: Lawrence Sellin博士

然后,通过一轮接一轮滚动性的科学交流,来自中共的科学家充斥了美国病毒研究项目。在这些项目里,已经在那里的中共国科学家不断邀请他们的密友进入其实验室工作。

这样,产生了大量与中共国军方有关联、但基于美国本土的中共国研究项目,并且这些项目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拨款。

从本质上讲,中共国“殖民”了美国的病毒研究计划,这些计划是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金额可能达数十亿美元。

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兼所长的姜世勃博士之前在中共军方的第一 军医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和第四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在1987年至1990年之间,他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接受了博士后培训。

1990年之后,姜世勃在纽约血液中心的林德斯利•金博尔(Lindsley F. Kimball)研究所工作过,或与之有过关联。

他与美国病毒研究实验室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研究网络,并获得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美国研究资助,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福奇博士的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在整个期间,姜世勃与中共军方实验室保持了广泛的合作研究(在此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他还邀请了与中共国军队有关的科学家进入他的美国实验室工作并培训他们。

在同一期间,中共国则在军事病毒研究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利用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扩展了知识和技能。

在就读中共第一军医大学期间,刘树文和姜世勃在1986年共同发表了一篇有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文章。

1990年姜世勃获得金博尔研究所(Kimball Research Institute)的职位后,他仍与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保持着联系。

2002年,刘树文进入姜世勃的金博尔研究所,与此同时继续与第一军医大学保持联系。

同样在2002年,姜世勃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微生物学系的中共军方科学家合作。

2002年由于首次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大流行,致使中共军方的病毒研究活动,以及姜世勃和他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中共国同事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共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将冠状病毒视为一种兽医疾病,尤其是在役用犬中。

之后,军方在研究人类冠状病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项工作主要围绕着两个中共国军事研究中心来执行,即病原体和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微生物与流行病学研究所、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南京军区的医院和研究所,特别是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

最终与新冠病毒魔盒有关的三名关键人物来均来自中共的南京军区。他们是周育森、赵光宇和吴玉章。

周育森和赵光宇成是姜世勃的长期研究合作者,周育森后来成为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病原与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来自周育森的军事医学院的两位科学家后来进入了姜世勃的美国实验室工作。

第一位是何玉贤,他最初跟随姜世勃到洛克菲勒大学,然后到他在林德斯利•金博尔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

杜兰英(左),周玉森(中)

第二位是杜兰英,据称是周育森的妻子,目前仍然是纽约林德斯利•金博尔研究所的一名雇员,最近获得了安东尼•福奇博士的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授予的为期5年的拨款,总额为410万美元。

吴玉章目前任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

来自中国的爆料者闫丽梦博士认为,COVID-19病毒起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监管下的实验室,使用的是从中国舟山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ZC45和/或ZXC21,然后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和南京军区医学研究所的监督下进行了特性化和基因改造而生成的。

2002年SARS大流行爆发后,姜世勃将研究重点从HIV转移到冠状病毒,极大地扩展了与包括南京军区司令部在内的军方研究机构的合作,并开始与美国其他病毒实验室建立联系。这些在导致COVID-19大流行的研究中发挥作用的实验室包括:

福奇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传染病和疫苗研究中心实验室;

北卡罗来纳大学Ralph Baric博士的流行病学系,该实验室以对冠状病毒的“功能增强”研究而闻名;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病毒学系,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UTMB)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

2015年,姜世勃参与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关于冠状病毒从蝙蝠向人类传播的联合项目。

从2012年到2020年,姜世勃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了12篇科学文章。

在2013年至2020年之间,他在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UTMB)上发表了11篇文章,UTMB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生物防御和新兴传染病中心的所在地,该中心拥有用于病毒研究的BL-4级高级隔离设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军方的渗透目标。

UTMB现在有多名来自中共军方医学院的常任教员。

今天,在美国的病毒研究实验室,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中共国军方不熟悉的。

本文所描述的只是冰山一角。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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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英国伦敦喜庄园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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