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声】黑暗启示录(二)

作者:纽约香草山福音部 山城小哥

《商君书》里记载了秦孝公和商鞅关于变法的对话。商鞅清楚地多次提到变法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确保秦国在诸侯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二、确保秦王在国内绝对的威权统治。在整篇谈论中,百姓一开始就被商鞅放到国、君主、政府的对立面。君主要做的就是用一切手段驱使百姓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农耕和战争,从而为自己的野心服务,百姓的福祉从来不在君主考虑范围之中。其次,商鞅和中共一样,在说到国、国家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指专制君主和他的统治机器,百姓是被分离开来的。这种对同胞的蔑视甚至是敌视,是人类信仰缺失之后的可怕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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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君主目的,首先,商鞅认为,决定冷兵器时代战争胜负的核心是粮食储备、人口数量、国民的战争积极性。以下就大概说说商鞅在这三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这里面许多措施鲜活地体现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后世从商鞅政策里总结出来的“驭民五术”。读者们如果仔细思考,实际上就能从这些政策上看到许多当今中共政策的源头。这里要说一点,中共远不如商鞅时代的秦国,因为至少秦国的律令是比较公正严明地执行的。商鞅没有像后来秦始皇一样,剥削压榨做得太过火,以至于导致农民起义。

为了增加君主的军粮储备,商鞅制定了以下一些政策。

  1. 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合法,全国按统一的税率根据粮食产量收税。明确的税率让官吏不能在税收中谋私利,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商鞅一定是仔细研究后设定了这个税收方法和税率。因为它让绝大多数农民通过努力劳动能糊口,不至于起来革命;又让农民不至于有太多余粮,从而有太多空闲时间去了解各种思想学说或者进行各种交游活动,保持住了商鞅想要的农民强壮愚直的状态。
  2. 整顿吏治,职责明确,让官吏事务缠身,不能干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3. 增加对酒肉、彩衣等所谓奢侈品的税收,增加对商人的税收,同时不允许他们卖粮食。重要的手工业,制造业,盐铁业等由政府统一垄断管理。通过抑制不能增加粮食储备反而消耗粮食的不必要的商业活动,迫使商人也去种地。
  4. 禁止豪门养食客,禁止豪门非经允许私自雇佣工人,促使以前的一些豪门贵族子弟、食客、工人去种地。
  5. 买官卖官,产粮多的农民,用粮食可以买到官爵。由于法令大幅减少了各种“奢侈”消费,加上官爵有免除刑罚、劳役等特权,所以通过此政策,促使百姓去务农,也让余粮更加集中在君主手里。
  6. 小罪重罚,加上“连坐法”,让百姓互相监视。百姓从而不敢做君主禁止做的事情图利,只能种地。这里,商鞅强调要使用那些善于让民众互相监督,敢于按酷刑处罚百姓的人做官;不能使用那些有仁爱、慈悲之心的人做官。商鞅认为,如果官员仁慈,刑罚不够严,百姓就会不守法令而难以奴役控制。专制君主对百姓要恩惠少、刑罚多而严明,否则专制者的信用和威严就建立不起来,也不好驱使他们去干他们不喜欢的农活和作战。
  7. 君主垄断山林湖泊的使用权,让百姓只能种地垦荒糊口。
  8. 官员的选拔主要以农业贡献和军功为标准。同时,禁止各国说客入秦为官,让百家思想无用,断绝各种思想学说的发展空间,让人们为求官爵而只能一心专注于务农和战争。
  9. 禁止民间那些商鞅认为会影响百姓农耕心志的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让百姓愚直,从而只知道专心务农。
  10. 推行最早的户籍制,限制国民随意搬迁,限制国内旅馆业务,限制人口异地交游或者去外国游历,让国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心只有务农。后来,商鞅受与自己因为变法有过节的秦惠文王迫害想逃离秦国的时候,来到边界想住旅店,但他拿不出他自己以前规定的官方“住宿证”,因而无旅店敢接待他,他自己才感叹到“新法之害,以至于此!”

通过以上等等手段,商鞅让秦国农业得到促进,军粮储备得到了巨幅增加。实际上,这些举措同时也增强了军力和君主的威权专制。

在增加人口方面,商鞅主要通过给迁入秦国的他国人民以免除几年赋税的方式吸引他国人民入秦。因为当时秦国实际上地广人稀,商鞅希望更多人来垦荒储粮。商鞅还推行小家庭制——强制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家庭要分户,瓦解了许多以前豪族的势力,从而促进了秦国的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秦国的专制中央集权。

关于战争,商鞅认为,秦国如果通过重农,使得国民仓库和君主国库里积累的粮食都充足起来后,如果没有战争,就会贼生于内,而且人们难免就有务农和战争以外的各种追求。百家思想、娱乐、新奇玩意、奢侈享乐(而这些正是物质和精神文明产生的土壤)等等就会在秦国生发出来。这样,不仅秦国人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会受打击,而且因为富裕,有各种思想的国民会不愿意受君主控制,君主的专制权威就不稳固。从而,他们也会不愿意冒死上战场,军队战斗力会因此低下,必定导致战争失败。所以,商鞅把国民富裕导致的对君主专制不利的一切,统称为“虱害”。另外,由于秦人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基本没有其他获利途径,各种思想学说和交游、创造活动也被禁止,加上酷刑苛法,这导致秦国社会就像一口高压锅。要知道,人的创造力,智力,暴力倾向,群体性激情,追求名誉、官爵、富贵等这些心理需要和野心,总要有一个地方宣泄。这时,战国时代无休止的争霸战争就是商鞅设定的宣泄口。因此,他认为,秦国必须根据情况主动地发起一些战争:一方面让战争成为秦国这口高压锅的泄气口,同时把人民中间的“虱害”化解掉,或者按商鞅的说法,是通过战争“毒输于敌国”。最终,战争既巩固了君主的威权统治,又通过战争扩充了土地、人口,掠夺到更多物资和财富,形成一个循环,一直到称霸天下。共匪给中国人灌输“仇美”,“仇日”思想,然后利用中国人主动去进行“超限战”,也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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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激励秦人参与战争,商鞅在军队里制定了明确的、不分出生贵贱、比较公正的奖惩措施。宗室、贵戚没有军功的,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有军功的,就可以根据军功得到特权,彰显荣耀;没有军功,即使富有也不能彰显荣耀。商鞅认为,奖励军功可以让勇敢的人更加喜欢战争;严惩(杀掉或流放等)逃避战争的人,让本来胆小的人也被逼着发疯式地去作战。士兵一心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军队必然强大。例如:秦军里规定,百夫长在一场战争中所率领的百人队,如果没有获得的敌人首级,那么百夫长会被判死刑;如果首级达到了三十三颗以上,就可以拿人头去请功,根据人头数获得钱粮或者升爵的奖赏。由于商鞅奖励军功的政策在秦军里得到了很严明的执行,所以秦军那时候如同自发组成的劫匪一样,打战积极性远高于东方六国。有些勇敢而厌恶农业的人甚至就等着靠打打仗发财致富——他们视敌军人头为财富。因而,六国都视秦军为野蛮的虎狼之师。

此外,为了巩固君主的绝对独裁专制,以及让新法令在全国统一无差别地实施,商鞅还废除了分封制(封建制),而采用郡县制——郡县官吏由君主根据君主意愿任命。这终结了以前分封制所带来的一定层度上的地方自治自由,以及依附在这上面的一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由此让整个国家变得呆板一块,只体现出专制君主一个人的意志,国民成为了专制君主的绝对奴隶。但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有利于君主组织战争机器。这里提一下,中共在中国的各种场合一直说,秦以后的历史是封建时代,其实是故意误导人。商周才是分封建国,而秦以后,基本都是专制君主独裁制度。中共害怕国人认清中共,所以它害怕国人认清历史。

商鞅的新法,损害了贵族的利益,秦人起初也难以接受。当时,秦王的儿子和许多贵族不服新法,结果被有秦孝公支持的商鞅惩罚了。在民间,商鞅用”徙木立信”和当众处死一大批按新的严酷法令要判死刑的人等手段,让秦民畏服了商鞅的新法。新法推行后,秦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秦国粮食产量,军队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整个国家成了一个为战争而存在的巨大军屯营地,秦国经济、军事力量一下子变得强大起来。          

但可悲的是,这种强大,不是走向光明,反而是走向了黑暗。东方六国的人民都能感受到这种黑暗的可怕——因为人类本能地不喜欢这种的囚徒式的生活方式。但专制君主喜欢——因为它实现了君主的目的。在那样一个没有福音,天下人都不认识神,因而彼此相攻、毫无公义和爱可言、普遍堕落的战国时代,人类也实在凭自己找不到别的出路。一步步走入歧途也似乎是注定——神似乎就是要通过历史上的这一切彰显祂的荣耀,祂救恩的宝贵。

这次变法让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历史上首次在秦国近乎被完美地建立起来,专制君主首次在宏观上几乎可以控制自己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心智和行为,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系统性奴役和控制人民的范本。秦虽灭了,但后世各朝,本质都是在使用秦制,只是阳儒阴法或稍加改动。这次变法彻底终结了秦朝以前华夏大地上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华夏人的文明至此本质上彻底停顿,甚至可以说是开始大倒退:有一定自由灵活度的贵族政治被专制官僚政治取代。两千多年以来,华夏再无贵族。华夏百姓也从起初的灵活,有个性,重义气……变得呆板、奴性十足。实际上像《指环王》里说的,“最初,半兽人本来是精灵,但他们被黑暗俘获,被其折磨,扭曲……最终成为了半兽人。”

后来,历代北方各游牧民族首领进入中原,他们常常发现,中原人的这个制度更加有利于战争和巩固首领的权威。于是,许多本来在草原上政治组织方式相对自由的游牧民族一来到中原后,就都被“汉化”了——实际上就是专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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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些历史的战友就知道,这种专制体制还通过影响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从而影响了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农奴制带着深刻的东方烙印。估计托克维尔预言俄罗斯会崛起成为奴隶制大帝国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其源头正在中国。这种专制也为共产主义后来在俄、中两国的兴起创造了土壤。因为共产主义本质就是现代版本的专制主义,只是它在以往的专制主义之上加上了一个“无神论”的敌基督意识形态。并且,其用“共产”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包裹起来其本质,从而欺骗了那些因为不认识神而妄图靠人力去创造人间天国的人。通过否定神对人不同的恩赐和神的主权,大力宣扬人的能力和美化有原罪的人类,从而让专制主义得以存活下来。

如今,我们回看中共的历史:中共早年在江西直接是一边做土匪,一边搞“肃反”、杀人、洗脑运动;后来在延安,一边在种毒品,一边又大搞杀人、整人的“整风运动”;夺权后反右、大跃进,为了控制边疆派出生产建设兵团,大搞生产队……到现今,对内则是无底线地用商鞅驭民术奴役国民去血汗工厂里卖命,为其赚取外汇;对外,则使用超限战,妄图控制世界……中共的统治之术和两千多年前的商鞅驭民之术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它更加腐败,无底线和血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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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通过商鞅变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是如何在古代中国社会借着福音缺失的空隙,在人与人的争斗中间找到了机会,最终让它的国度降临在了神州大地上。而我们华人祖先,正如《圣经》里所说,“列国陷入自己挖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里缠住了(诗 9:15)。”中国人如今要回到正常状态,唯一的办法是灭共。然后,在信仰自由里归向耶稣基督,才能祛除黑暗在中国人这个群体上两千多年的权势。靠着神的爱,神的宝血方能从苦毒的专制奴隶制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神造人起初的样式。愿主耶稣赐福给华人,愿我们早日在福音里去除这黑暗权势的捆绑。我们相信神让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祂的荣耀,也是为了让祂的选民更敬畏祂,深刻地认识祂。愿荣耀归主,阿门。

编辑:SKY 妮妮

校对/发稿:Irene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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