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世衛組織武漢考察是“一個騙局”

翻譯:大海無量

校對/譯評:枳實

編輯:翼族

圖片來源:路透社

譯評:

此篇外媒對著名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艾布萊特教授(Richard Ebright)的這一長篇訪談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對中共病毒起源和病毒功能增強實驗的調查。尤其有價值的是,這篇訪談提到了美國科學界高層人員對功能增強研究的縱容,並提到了一些細節,比如川普政府曾經試圖對這種危險的病毒功能增強研究作出限制,但卻因為這些手握科學權杖的官僚的極力阻撓並未收到實效。

雖然艾布萊特教授的觀點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比如他對偽造的RaTG13的輕信,比如他認為找出中共病毒起源對處理本次疫情並無多大幫助,這些觀點都讓人難以苟同。但是通讀這篇訪談就可以發現,即使完全不採用閆麗夢博士報告中提供的翔實證據,而只是採信石正麗編造的“RaTG13”這種明顯造假出來的病毒名稱,也實在無法遮住中共病毒來自實驗室的眾多疑點。

艾布萊特教授的觀點,可以說是邁向閆麗夢博士報告的一個階梯,尚未到達真相,但是離真相更近了。對很多民眾而言,尤其那些從未經歷過共產政權的西方民眾來說,閆博士披露出的“中共病毒是超限生物武器”的真相太過沉重,邪惡到讓人難以接受。這篇訪談,不失為一種緩衝,讓人們對即將揭曉的恐怖真相有點心理準備。

譯文:

在世衛組織召集的武漢考察之行後,3月4日,《華爾街日報》和《世界報》發布了一份26位世界科學家簽署的公開信,“呼籲對COVID-19的起源進行全面和不受限制的國際法醫式調查”,這封信再次引發了關於疫情起源的爭論。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艾布萊特博士(Dr. Richard H. Ebright)是這封公開信的簽署人之一。

理查德·艾布萊特博士是羅格斯大學化學和化學生物學理事會教授,同時也是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the 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的實驗室主任,並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基金兩個項目的負責人。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生物學學士學位和微生物學與分子遺傳學博士學位。艾布萊特博士發表了一百六十多篇論文,並擁有四十多項已頒發和正在申請的專利。他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成員,美國科學促進會、美國微生物學會和美國傳染病學會的會員。

艾布萊特博士是羅格斯大學機構生物安全委員會和美國傳染病協會抗菌素耐藥性委員會的成員。他也是新澤西州病原體安全工作組和國際安全研究中心控制危險病原體項目的成員。他是劍橋工作組的創始成員,該工作組主張對潛在大流行病原體的功能增強研究進行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風險效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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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艾布萊特博士,您是公開信的26名簽名的科學家之一,這封公開信阻止了世衛組織召集的考察團的中期報告的發布,並重啟了CoV-2(譯註:指中共病毒)起源的爭論。您認為這個世衛組織/中國聯合考察組的最終報告會終止COVID起源爭議嗎?

答:不會。

問:這封公開信詳細解釋了世衛組織-中國武漢合作團隊在結構和功能上的局限性:實地調查僅限中國人士參加、未獲得完整授權進入實驗室設施或數據庫、報告編制過程中(強迫)達成共識……

答:一個可信的調查應該有這樣的職權範圍:1)承認實驗室來源的可能性;2)確保調查人員能接觸到記錄、樣本、人員和武漢處理與SARS相關的蝙蝠冠狀病毒實驗室的設施;3)能夠收集證據,而不僅僅是見面拍照;4)授權調查幾個月,而不是僅僅幾天;5)一個可信的調查團隊應該由無利益衝突的調查人員組成,而排除和/或與調查對象密切相關的人。

問:您曾多次說過,世衛組織的這個考察團實際上是“一個騙局”。

答:是的,其成員有這個意願。至少有一個案例顯示,他們是虛假信息的熱心參與者。

世衛組織事先協商好的“授權調查範圍”中,甚至不承認病毒有實驗室來源的可能性,根本沒有提到武漢病毒學研究所、武漢市疾病控制中心和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

問:關於視察人員,世衛組織的視察團中至少有一名成員,即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博士,似乎有利益衝突,應該取消他參與調查中共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資格。

答:是的。達扎克是資助武漢病毒學研究所(WIV)實驗室的承包商(美國國務院2億美元的分包合同,得到了來自於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700萬美元),該實驗室可能是病毒的來源,而他是該實驗室研究項目的合作者和共同作者。

問:公開信還列出了“一個全面的調查應該是怎麼樣的”的內容。所以,再次強調,艾布萊特博士,如果你來負責一個法醫式(調查)團隊在武漢調查疫情的起源:你想先看什麼?你會問什麼樣的問題,並向誰提問呢?

答:要進行可信的法醫式調查,就需要接觸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市疾控中心和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記錄、樣本、人員和設施。這將需要檢查電子和紙質記錄,檢查冷藏室和冰箱樣品,對設施進行環境取樣,並與人員進行秘密面談,包括以前和現在的建築、維護、門衛、處置、安全、動物設施、實驗室和行政人員。

問:每當被問及此病毒是否會從武漢病毒學研究所洩露時,你的回答都是:“是的……這點不能被否定,也不應該被否定”。公開信的另一位簽名者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關於COVID來源的研究,計算出實驗室假設的概率為99.8%。

答:目前,還沒有可靠的依據來確定自然事故假說和實驗室事故假說的相對概率。

問:但既然實驗室洩漏是有可能的,那麼你覺得這次大流行的自然人畜共患的機會有多大?

答:目前,所有與SARS-CoV-2基因組序列和COVID-19流行病學相關的科學數據,既符合自然意外起源說,也符合實驗室意外起源說。

問:對於那些因為公開信不是來自病毒學家而拒絕評論的科學家,你會怎麼說?

答: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簽署《公開信》的人中有病毒學家。公開信的簽署者中甚至有冠狀病毒學家。更重要的是,COVID-19影響著地球上的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病毒學家。

問:艾布萊特博士,你是微生物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從你的專業領域來看,你能對這件事有什麼啟示?

答:微生物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與病毒學家一樣有資格評估相關科學和科學政策。病毒學是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一個子集,而不是超集。病毒學家使用的測序、序列分析、細胞培養、動物感染研究和其他實驗室程序與其他微生物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使用的程序沒有實質性區別。

問: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公開信中調查建議的第二點,是建立一個多學科的團隊吧

答:至關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審查該問題的團隊不僅要包括研究科學家,還要包括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科學政策專家。

問:關於中共病毒的結構和行為,有什么生物學證據表明它是一種純人畜共患病(的病毒)?實驗室理論又是什麼?

答:疫情病毒的基因組序列表明,其祖先是馬蹄蝠冠狀病毒RaTG13,或與之密切相關的蝙蝠冠狀病毒。(譯註:閆麗夢博士在她關於中共病毒起源的科學報告中已經提供長達14頁的翔實的證據和分析證明RaTG13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完全是偽造的)

RaTG13是武漢病毒學研究所2013年從雲南某礦井的馬蹄鐵菌群中採集到的,2012年該礦工曾死於非典類肺炎,2013-2016年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對其進行了部分測序,2018 -2019年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對其進行了完全測序,2020年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對其進行了發表。

蝙蝠冠狀病毒在中國多地的自然界中存在。因此,第一次人類感染可能是自然事故,病毒從蝙蝠傳給人類,也可能是通過其它動物。這是有明確先例的。2002年,SARS病毒首次進入人類群體,就是在廣東省的一個農村地區發生的自然事故。

但蝙蝠冠狀病毒也被中國多地的實驗室收集和研究,包括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因此,第一次人感染也可能是實驗室的意外,病毒意外感染了野外採集工作人員、野外調查工作人員或實驗室工作人員,然後由工作人員傳播給公眾。這也是有明確先例的。非典病毒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進入人類群體,分別是2003年新加坡的實驗室事故、2003年台北的實驗室事故和2004年北京的兩次實驗室事故。

問:所以對你來說,還是各有五五開的概率?

答:目前,還沒有可靠的依據來確定自然事故假說和實驗室事故假說的相對概率。不過,有三條間接證據值得注意。

問:請繼續,博士。

答:首先,疫情發生在武漢市,這是個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並沒有馬蹄蝠的群落,它離最近已知的馬蹄蝠群落也有幾十公里,在馬蹄蝠的飛行範圍之外。此外,疫情發生時正值馬蹄蝠處於冬眠期,不會離開群落。

問:另外呢?

答:其次,此次疫情發生在武漢市,而武漢市是世界上最大的開展馬蹄蝠病毒研究項目、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馬蹄蝠病毒收集庫、擁有世界上最接近疫情病毒測序親緣關係病毒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積極在雲南偏遠農村地區山洞中的馬蹄蝠群落中尋找新的馬蹄蝠病毒,將這些新的馬蹄蝠病毒帶到武漢,然後在武漢市內常年對這些新的馬蹄蝠病毒進行批量生產、基因改造和研究。

問: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最後呢?

答:第三,武漢病毒所與蝙蝠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項目使用的個人防護用品(通常只有手套,有時連手套都沒有)和生物安全標準(通常只有生物安全等級2級),野外採集、野外調查或實驗室工作人員接觸到具有SARS-CoV-2傳播特性的病毒後,具有非常高的感染風險。

問:公開信中提到的實驗室洩漏假說,應該涉及到四種可能的情況,這四種情況並不意味著在功能增強實驗中進行基因操縱。但這種可能性不能被排除。艾布萊特博士,當疫情開始時,你宣稱:“在病毒的基因組序列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病毒是被設計的”,今天你會重申這一點嗎?

答:這種病毒的基因組序列沒有顯示出人類操縱的跡象。

問:但拉爾夫·巴里奇博士(Dr. Ralph Baric),被認為是美國冠狀病毒方面的權威專家,所以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權威的一位,他說,有可能在實驗室裡設計出一種病毒,而不會留下操作的痕跡。

答:這種病毒的基因組序列沒有顯示人類操縱的跡象,這一事實排除了留下特徵的功能增強研究。但這並不排除不留下特徵的功能增強研究。

問: CoV-2(譯註:指中共病毒)是功能增強研究產物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它(一定)來自生物武器項目。公開信的簽署者並沒有涉及到你曾經堅決排除的這種情況。儘管如此,作為生物武器擴散的長期反對者和哈佛大學“關於製造潛在大流行病病原體的劍橋工作小組共識聲明”的創始成員,艾布萊特博士,當前的危機是否要求對這些高風險的實驗進行新的辯論和暫停實驗,而且這次要有更多的國際參與?

答:是的。

問:在2014-2016年美國官方暫停並慎重審議功能增強研究的過程中,劍橋工作組的論文出了什麼問題?

答: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和國家衛生研究所(NIH)所長系統地阻撓了白宮、國會、科學家和科學政策專家的努力,以規範那些值得關注的功能增強研究,甚至還阻擾了要求對涉及功能增強研究項目進行風險和效益的審查。

問: 2014年,奧巴馬白宮“暫停”了對值得關注的功能增強研究提供聯邦資金。然而,宣布“暫停”文件在備註中稱:“如果資助機構的負責人認為,為了保護公眾健康或國家安全,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可以獲得暫停令的豁免”。遺憾的是,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和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利用這一漏洞,向這些受暫停限制的項目頒發了豁免令,荒謬地宣稱,被豁免的研究是“保護公共健康或國家安全所急需的”,從而使“暫停令”無效。

2017年,川普政府宣布了一個潛在大流行病原體控制和監督(P3CO)的框架政策,要求對值得關注的功能增強研究實施風險和效益審查。然而,P3CO框架依賴於資助機構來標示並推進風險和效益審查的建議。遺憾的是,國家情報和安全研究所所長和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拒絕標示和推進該風險效益審查的建議,從而使得P3CO框架政策失效。

問:在過去十年中,支持對潛在大流行病病原體進行功能增強實驗的人在所有辯論中獲勝。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些最有聲望的批評者現在如此低調,(不僅沒有實際行動)連雷聲大雨點小的口頭表態都沒有。而我想到的是劍橋工作組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克·利普斯帝(Marc Lipsitch)博士,他2018年還在警告說,流感功能增強研究可能會引發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流行。

答:劍橋工作組一些前領導人的沉默是令人失望。

問:的確,順便說一下,讀到利普斯帝博士的論文引用,我才知道,也許第一個在實驗室裡創造潛在大流行病原體的試探性工作是2005年的研究,題目是《重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特徵》。利普斯帝博士曾對此表示懷疑:“構建一個與現代史上最嚴重的大流感有關的病毒,是否明智?”你還記得這個具體的功能增強研究嗎?十五年後的今天,你是否知道它的任何積極成果?最後,艾布萊特博士,這樣做是明智的嗎?

答:我一直指出:“這是一項不應該進行的研究”(《紐約時報》:2005年10月和2006年1月29日)。而且,這項工作並沒有獲得對預防大流行病或應對大流行病有用的信息。

问:剑桥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伊佩利亚(Imperiale)和卡萨德瓦尔(Casadevall)博士去年夏天也表示赞同。“大多数研究和讨论防备问题的专家都认为病原体的来源不会显著改变(对疫情的)应对”。是这样的吗?艾布莱特博士,或者说知道CoV-2来源的结果可以挽救生命?

答:了解SARS-CoV-2的起源對於應對當前的大流行病並不重要。但對於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病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絕對是至關重要的。

問:關於預防問題,正是彼得·達扎克博士在2020年8月表示,他現在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獲得了新的資助去對付南亞的致命病毒。“我們將在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邊遠地區工作”,“我們將在下一次大流行病開始的前線工作”。現在,雖然3月4日的公開信中沒有公開引用達扎克博士的名字,但在視察武漢病毒學研究所可能存在的(病毒)洩漏問題時,他顯然是世衛組織團隊成員中立場比較偏頗的一位,而且他的利害衝突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回過頭來說:如果Covid-19的起源是實驗室事故、功能增強研究,或者介於兩者之間,這將改變整個大流行的說法,從而改變防止另一次大流行應該採取的措施:比如,讓瘋子科學家遠離致命病毒。我說得不對嗎?

答:你說的沒錯。

問: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談,艾布萊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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