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解評】改革開放: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二)——管控的延續

作者:紐約香草山農場 理想喜國

經過三十年的動蕩,中共終於打算給飽經風霜的中華大地蓋上一層虛假的發展外衣。此時的中共管天管地管空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謂讓所有國人都以為,發生於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是一場經過精心設計、有長遠規劃的試驗。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中(共)國延續了此前的嚴管模式:嚴禁民營產業,嚴禁國民擁有私人財富,對外國資本家充滿敵視。當時,民眾開辦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都是是一種刑事犯罪行為。

1978年11月,安徽鳳陽幾個飢餓的農民為了生存,決定秘密分地單乾,以激勵生產積極性,不再受公社約束。這一舉動事實上意味著農民私分集體財產,自己擁有了土地這種生產資料。根據當時的刑法,這就是犯罪(若放在文革時期,這個村的農民基本上都是被批鬥到死的命)。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黨和政府控制和管理所有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模式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終於在政治上決定開始嘗試“對外開放”,吸引外國資本家來中(共)國開廠;對內決定嘗試賦予人民更多的權利,讓人民擁有更多的財富。於是,安徽這幾個農民幸運的活了下來。中(共)國農民基本的求生本能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成為“改革開放”啟動的樣本。然而,1980年代的改革,就到這里為止了。允許農民嘗試搞承包責任制,但是嚴禁轉包,禁止承包經營權流轉,甚至連繼承都予以禁止,這事實上相當於否認了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

這期間,中共嘗試吸引外資,但由於制度層面的嚴重缺失,外資普遍缺乏安全感,整個1980年代進來的外資屈指可數,年投資規模只有幾十億美元。所謂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也就是引入了少量外國的進口優質產品,來與國內傻大黑粗的國企產品相競爭。外國的好東西當然人人都想買,外匯又不夠,無法實現每個人都擁有。在這種背景下,特供製度和價格雙軌制公然登場——所有的好東西,優先保證各種權貴家庭先行享有。權貴家庭享受之餘,手裡還有多餘的商品指標就拿去倒賣盈利,這就是著名的“官倒”現象。老百姓開個小攤炒瓜子都算刑事犯罪,但是官員空手套白狼,倒賣各種緊缺商品,竟然可以堂而皇之無人追責,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貧富分化擴大等種種問題愈演愈烈,於是到了1989年,就掀起了一場反官倒、追求民主自由、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也就是“89·64”民主運動。

“89·64”最終以中共屠殺學生血腥鎮壓收場,於是,國內意識形態再次收緊。盡管鄧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動經濟的市場化運動,但是,自由化可能造成的對共產黨統治地位的威脅為當局所最高警惕。尤其是1990年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變色”,更是讓中共感到了空前的執政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弱中央、強地方”、“弱政府、強民間”的模式遭到質疑——經濟集權主義成為必然性的選擇。

鄧南巡之後,老百姓終於擁有了一點“人權”:逐漸被允許擁有私人財產,被允許開辦私人企業,投機倒把之類的犯罪逐漸被取消,價格雙軌制消失了,官倒被嚴懲,權貴們的政治地位被拉低。難道是中共從良了?當然不是。他們獲得的遠比失去的多——各種向民眾開放的產業經濟領域,權貴們都可以讓白手套參與。由於他們更靈通的消息來源、更廣泛的人脈和更強大的融資能力,他們的企業很快就在大量的產業領域擁有了近乎壓倒性的優勢地位,並延續至今,形成了中(共)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體制。

1990年代之後,中(共)國民營經濟終於鬆了腳鐐,能開些小企業炒瓜子賣了。但是手銬還在:正常的低買高賣行為,依然被視為投機倒把——這事實上依然堵死了民間貿易的渠道。吸引外資方面,依然是進展很慢。每年的實際利用外資總規模長期維持在500億美元左右,對中(共)國嗷嗷待哺的經濟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因此,中共的對外貿易也很難開展。1980年代的十年裡,對外貿易基本處於凈逆差狀態,每年的逆差規模都有幾十億美元——自己的生產能力沒發展起來,凈進口外國的好東西了。到了1990年代,總算只有一年逆差,其它都是順差,但順差規模也不大,每年只有幾十億到百把多億美元。

這麼發展到1990年代後期的時候,中(共)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瓶頸階段,眼看著就要崩塌了——龐大臃腫、毫無效率的國有企業被外資企業和進口商品打得潰不成軍,長年累月的虧損。那時,市面上每個人都在找進口商品的渠道,都在黑市兌換美元。

時間來到朱鎔基當政時期,中共還是繼續“改革”:實施分稅制,把稅收統統收歸中央,讓中央集中財力辦大事;把住宅商品化,想盡辦法掏老百姓手裡的銀子;為減輕財政壓力,將國企抓大放小,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同時也讓千萬國企工人下崗。但是這些效果都不大,只能算是苟延殘喘,拖住了一口氣。

就這樣拖到了2000年,中共才在法律領域徹底廢止了投機倒把罪。也就是說到了21世紀,廣東的商人從新疆低價進一批棉花,然後高價賣給英國商人,才算是正當合法的行為,不用再被抓去坐牢或者被高額處罰。改革開放了20幾年,中國人第一次合法地擁有基本的做生意的權利。試問,是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誰是中國經濟止步不前的罪魁禍首?

回顧歷史,我們一再看到這樣的景象:中國因擁有最廣袤的內需市場和喜樂世俗消費的民眾,經濟的復蘇從來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傅斯年就給出過一個經濟興衰周期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大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範仲淹一代的中興,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在他看來,中國若無戰亂,十年可恢復,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然而,在中共手裡,從1949年建國到文革結束,把中國的經濟、文化、人性都砸爛,害死無數人,折磨了整個國家近30年,成功讓中國一窮二白。從1978年起又開始做了各種嘗試,折騰了二十年,也未見起色。前後50年,中國失去了整整半個世紀。換一頭豬來管理中國經濟,都比共產黨要好。古代的帝王尚且懂得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現代西方文明也推崇小政府大市場。共產黨不僅拋棄老祖宗的經驗,也把西方現代文明拋諸腦後——管天管地管空氣,閹割人的思想,禁錮人的自由,約束人的精神,壓制人的天性,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最大特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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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校對/發稿:Irene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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