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雲長天時評56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學理論踐行者——案例十九:(6)文革前的黑暗

作者: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捆綁CCP一千年

前言:毛澤東眾多反人類的話語中有一句是這樣說的:“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產階級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無產階級的旗幟。”歷史的裁判權如今已經重回世界正道主義者手中,我們也將毫無疑問地向世界宣告,“任何地方,如果還有共產主義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平民主義的旗幟。”

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在面臨中共發動的生物恐怖主義時,政客們驚人地表現出怯懦、無助和恐懼,這就是中共制造的生物恐怖主義旗幟,它正在而且已經插遍全球。值得欣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世界正在爆料革命的揭示下醒來、行動,並且準備好為人類未來而戰、為我們子孫後代的未來而戰,人們要揭露毛澤東荒誕的“殲滅麻雀運動”以及在“四清運動”中獵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

毛在殺戮中走上神壇的同時又企圖以樹立一種平民化的神祇——雷鋒這樣的光輝形象來掩飾自己的邪惡,以此反襯自己的所謂合法性。不管毛如何掩飾自己的罪惡,40—70年代的中國人完全生活在毛的白色恐怖統治下,人們不是餓死就是被自己人打死,惶恐程度猶如2020年的疫情風暴中心的武漢。而毛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在持續的反右運動中以不忠於毛澤東為由被清除。

在三年災難後,毛以退為進,為了清除所謂黨內異己,重新奪回權力,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將人性中最邪惡的東西激活,一場中國人互害、互殘互殺的文革運動在三年大饑荒等一系列殺戮的罪名基礎上又一次積累了共產黨反人類的罪行。

在中共超限生物基因戰的威脅下,人類近代史文明將要第三次聯合起來,將中共政權像殲滅二戰中的納粹集團一樣予以殲滅,並且將是徹底地向國際共產主義進行二戰中未竟之義務——將國際共產主義從這個星球上拔除!實現長久和平!

一、毛澤東告訴你“血旗”的由來

林彪在1958年全軍高級幹部講話中號召全軍學習《毛選》後,個人崇拜之風開始呼呼刮向大江南北。在一次會議討論中,毛澤東引用列寧的話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實際上明確肯定了林彪這個吹鼓手的馬屁工作做得好,並且要在全國公開推行個人崇拜(造神運動),把毛澤東樹立為全國的偶像。6月1日,一面《紅旗》被高高的樹立起來了。文人刀筆吏們喊出為了“更高地舉起無產階級的革命紅旗”的口號成為《紅旗》創刊號發刊詞。這意味著“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的更大規模的殺戮即將開始。

毛罔顧全國到處餓死人的事實不見,卻一味地看重給自己樹立偶像的事,他在大躍進中所追求的運動的成果就是這個。1958年,陳伯達在成都參加有關“大躍進”的會議上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見《未名論壇》)在以往的認知中,人們一直以為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運動是下面的人吹捧出來的,而歷史告訴我們,毛澤東自己大言不慚地要求全國人民要拜他這尊鬼神。

魔鬼想法的毛澤東在大躍進、浮誇風運動中體現了兩點事實,一,毛對治理國家完全是白癡,似乎以為自己真的是“神”;二、毛是堅定的反科學、反智主義者。毛天真地認為靠著馬列主義就能治國。在一個殺人魔王的麾下,為其服務的所謂國務院領導班子為了保命保官,人人自危,於是浮誇風的興起不僅針對毛的個人崇拜大肆吹噓,而且體現在各行各業上。因為上面定各種生產指標,下面就有人為了保命要官誇大生產成果,如糧食產量和鋼產量。總之,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聯合起來造假數據,這和習近平數字脫貧驚人的類似。官員們都在順著毛喜歡的話下達出乎異常的生產指標。“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國人大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比1957年增長17%。”這些大煉鋼鐵的數據都是嚴重虛報上來的數據,而時任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也不甘落伍,提出“十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觀點。毛澤東全盤接受了王鶴壽的觀點,並於4月15日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意思是我們只需要用數據就可以趕上英國,超過美國。而且,現在可能就已經趕上英國了。其實,毛提出“趕英超美”(Keep up with the UK, surpass the US)的口和習近平“統治全球”的目標是一個意思。不過,毛為了“留余地”,表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目標不變。如今,70年過去了,中共國趕上英國了嗎?反倒羨慕朝鮮的模式。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中,李富春進一步討好毛,認為薄一波提出的年產624.8萬噸鋼鐵太少了,他提出“1962年鋼產量3000萬噸,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計劃。而一個叫王鶴壽的人靠著一拍腦門論證李富春報告的可行性,“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顯然,在數字超英趕美計劃中比李富春提前了2年,並把15年超過美國計劃修改為追上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中采納李富春等人的意見,(見《大躍進》)這實際上是行政官員們為博得毛的歡心一拍腦門既定的鬧劇,完全將專家、科學家和常識扔到腦後,於是大批幹部、群眾、專家、教授被插上“白旗”。

什麽叫“白旗”?筆者只聽說過,在80年代研究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讀書無用論等,恐怕如今造遼寧艦的專家很快就不如壘豬圈的了。這不是歷史玩笑,筆者回到問題的核心,究竟什麽叫“拔白旗、插紅旗”?其核心意圖是“技術創新”,這個詞,這不是習近平正在搞的“科技創新”嗎?他們不僅一直把偷來的技術當做創新的玩意兒,並且把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做成了“窮人的核武器”,它正在持續襲擊整個世界。筆者不知道這是不是總算超過美國了呢?不過,希望習近平最好躲在十八層地底下的山洞裏別出來。共產黨的盾構機足夠掘地千尺,地獄足夠容得下中南坑的那幫反人類主義者。

1958年的中共毛當局,為了給大躍進運動造勢,鼓勵各種“奇思異想”,或者叫鼓勵各種“胡思亂想”,這又和習近平鼓勵“全民創新”的口號如出一轍,導致全國各地搞出許多科技園區成鬼城的現象。比如時任官員提出,“在農業領域提倡‘密植’,在工業領域提倡‘土法煉鋼’,反對科學研究和科學生產,進而發展為打倒學術權威。”華羅庚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和馮友蘭等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均被樹為‘白旗’”。這等於在農業和科學領域完全不按專業農民的做法種植糧食,秧苗插得越密肯定越高產啊!你們不這麽做,稀稀拉拉地插上秧苗是對土地的不尊重,是一種可恥的浪費。而工業生產“民間偏方”可能更加管用,因為那幫科學家就是書呆子,聽他們的話,他們幾輩子也沒辦法超過美國。因此,在工農業生產一線的農民和工程師、科學家都被插上“白旗”,表示他們是階級敵人,如果插上紅旗,那就是“熱愛毛主席”。從1958年後,浮誇風吹倒了一切專業技術與科學的大廈,工農業發展的妖風愈演愈烈。(見《拔白旗》)這股由毛煽動的妖風直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因為在毛看來,很多人在運動中暴露的想法與他大不一致,甚至公開反對他。

“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產階級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無產階級的旗幟。”(見《插紅旗》)這是《紅旗》雜誌的極端反動言論之一,意在指出,不管是什麽人?什麽官職,只要他仍然還堅持真理、堅持按科學規律辦事、堅持按常識辦事的人都是資產階級的旗幟,都是被革命的對象,都應該打到他,直到被“血旗”取代。

終於有人坐不住了,1962年4月18日,周恩來對於“插白旗”的做法表示反對,認為“中共中央應該承擔這個責任”。這在當時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周憑借自己威望,終於遏制了這場可能危及自己存在的危險運動,這可能是周在運動中唯一一次的勝利。直到27日,中共中央遵周恩來命令下發《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加以甄別平反”。隨後,絕大多數人平反。(見《插紅旗》)但好景不長,一場更大的政治風雲已經形成凝聚態勢,此時此刻的毛認為,大躍進帶來的浮誇風造成嚴重經濟問題,遍地餓死人現象不容小覷,而插白旗運動可能觸及更多高層神經,如果處理不好,後果不堪設想。盡管如此,更多的社會和人民生計問題引發連鎖性的災難,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上,毛同樣顯出他的無能和白癡表現,一連串的政治笑話應運而生。

二、毛為中共荒誕執政樹立榜樣

中共國荒誕行為無外乎一個目的,掩蓋既定錯誤政策造成的影響,轉移犯罪責任。沒糧食歸罪於麻雀,認為麻雀是造成大饑荒的主因,真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毛澤東看來,麻雀雖小,壞事做盡啊!1957年1月18日,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生物學家周建人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麻雀是害鳥無須懷疑》的文章,並肯定論證了“麻雀是害鳥,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可見,當時有大量的反對者認為麻雀不是害鳥,卻仍舊被定性為是“有罪之鳥”。這好比說,皇帝就是沒穿衣服赤裸著的,卻被那些刀筆吏們強行論證為“皇帝是穿著衣服”的荒誕邏輯一樣。(見《打麻雀》)50年代的中共國人覺得好笑吧,今日之中共國一樣,在文明面前沒有絲毫的進步。你反對,也不得不滿地打麻雀去。據說下指標,每人每天必須打多少只麻雀才算完成任務,就像中共警察抓人一樣,各派出所每月必須抓多少人回來。盡管好笑,但必須做。筆者為了證明中共會有那麽一點進步,不要冤枉CCP,於是,在推特裏搜“打麻雀運動”,果真,2020年5月9號,一名@AILNG120推友說:“你國有權不僅禍害百姓。連鳥也不放過,遠有打麻雀運動,今有拆鳥窩行動!”(有視頻)可見,這種新的打麻雀運動旨在將麻雀驅逐出市區,可能麻雀沒有居住證,需要遣返。這的確是中共打麻雀運動的一大進步,一窩端。這種“一窩端”的手法和打擊所謂的貪官、政治犯一樣。一家老小以及團夥系數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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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一次討論麻雀合法性的會議上說,“全體討論認為麻雀以谷物為食,影響到農業生產,”因此,判麻雀有罪(見《打麻雀》)可見,麻雀級別之高,堪稱常委和省部級,“毛主席”親自定性,如今,被打壓的官員,能被習近平親自定罪的官員級別一定在省部級和少將級別之上。習比毛高級的地方叫“打老虎”和“拍蒼蠅”運動,(老虎,即省部級、少將級以上官員;蒼蠅即“科”“處”級)而麻雀只需一窩端即可。

毛將消滅麻雀一事上升到戰略的高度,用詞均以“圍剿殲滅麻雀”來形容運動的性質。首先從四川開始,在動員全國圍剿麻雀之前,新聞媒體做了大量報道,《人民日報》認為,“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毛征服人類、征服自然、向自然開戰的偉大戰役就是圍剿麻雀大戰,只要將麻雀全數圍剿了,比殲滅蔣家王朝還有意義,因為這意味著征服了人類和自然,文藝吹鼓手們也奉命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的政治敏感首先被郭沫若捕捉到了,時任中共國文聯主席、中共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做《咒麻雀》詩歌一首,刊於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報》,部分摘錄如下:“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見 《打麻雀》)好一只“混蛋鳥”,郭沫若在文革中為了自保,兩個兒子被打死,面對其妻哭求,也無動於衷,繼續贊美毛澤東。因此,郭沫若對待妻子的態度可能是“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的直接原因,正如筆者在《毛的首要任務是改造人性》一文中所言,“要不你向郭沫若之流學習,寧可將自己的兩個兒子作為獻給毛的祭牲,也要高歌毛的偉大,要麽你閉嘴”。

1959年末,當科學院的領導人看到了朱洗和鄭作新等科學家對麻雀的消化系統進行了解剖後發現其中四分之三是有害昆蟲,只有四分之一是人類食物。這表明麻雀對人類有益。一場殲滅麻雀運動宣告終止,而且,還給毛澤東講了一個法國殲滅麻雀的故事說,“有一次,弗裏德裏希大帝下令懸賞除滅麻雀,誰殺死一頭雀子,就能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於是大家爭相捕雀。”(這可能是科學家為了避嫌,杜撰的故事)“不久以後,麻雀果然被捉光了。結果卻是如何呢?從前,有人說,果園裏的果子都給麻雀偷去了;而現在呢?果樹上到處都滿住著昆蟲的幼蟲和成蟲,果子既找不著,連樹葉也沒有了。大皇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外地運來雀種,加以保護和繁殖。”(見《知乎》)也許是這個故事說服了毛,也許一定會有人建議,麻雀繁殖快,在大饑荒中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捕食麻雀充饑,對緩解餓死人有一定幫助,突然,毛決定終止捕殺麻雀,“不僅保護了麻雀,而且還從俄羅斯進口了麻雀! ”(見《觀鳥》)

朱洗等人作為勸諫捕殺麻雀的科學家,卻在數年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和那些曾經“反對打麻雀運動的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來反對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在1962年就已病逝。”(見《打麻雀》)遺憾的是,類似於這種低級愚蠢的歷史錯誤總在獨裁專制國家發生,由於國家領袖非民選,上面的智商多高,決定下面所有人的智商,即使你厲害,你也要裝作糊塗,然而在毛澤東、習近平看來,沈默也是罪,你還要去激發領導悟出道理,還不能讓領導感覺到是你的主意。可見,中共被清理出歷史舞臺是必然結果。人類文明將不再有如此違背科學常識和人倫的大規模、長期的完美犯罪行為發生。筆者也一再強調,中共之所以能做到完美犯罪,原因是因為中共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把所有人變成“失語族”。失語型社會既已形成,人們就失去批評政府的權利,而最好的做法就是閉嘴。但適當的時候,還要被強逼著嘰喳著喊幾句“利害了我的國”之類的口號,表示你在中共國家機器面前必須是會叫的“無公害”的麻雀。

三、毛真正恐懼的是“火種”

毛篡奪政權後14年,即1963年,開始對農民的命運進行修改,旨在防止由毛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一系列農民起義運動,如“秋收起義”等工農革命軍,包括在延安時期,吸引了一大批農村青少年,甚至大量未成年兒童,而這些力量在和平時期就不會“星星之火可以燎燃”嗎?這是毛的獨裁思維邏輯所決定的。套用一句民間諺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1963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在農村逐步推行的一場針對農民的政治運動開始了,“意圖防止農民造反。”(見《四清》)即四清運動。中共國農民如何理解毛的行為?當年,農民們砸鍋賣鐵,甚至為他祭上自己的兒女支持毛領導的革命戰爭,如今好日子不但沒來,噩夢連連。直到今日,中共國農民依舊高喊“厲害了我的國”?

中共很快就會成為歷史,我們如何評價中共“四清運動”的本質問題?首先要明白四清運動的目的,如筆者上述所言,毛真正懼怕的是“星星之火”,也就是把農民的“反抗之心”偷掉,換上“CCP的紅心”。

1957年7月反右派鬥爭開始不久,毛澤東表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號召罕見地沒有人反映,只有湖南和河北省委有人向毛匯報工作開展情況。毛發怒了,同年8月8日中央再次發出《關於向農村群體人口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毛先後在農村開展了“三反”、“五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直到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再次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見《四清》)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要教訓對毛有恩的農民,按鄧小平“我是農民的兒子”的話說,中共的執政是開啟了兒子教訓老子的時期。中共國的倫理就這樣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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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這只不過是一種借口,後來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筆者稱之為“雙四清運動”,即徹底把農民的身體裏最後一滴血腥味去掉。何故?這等於當代中共審計署巡視組一個操守,向農村派駐審計巡視官,欽差大臣如發現問題,即可對蒼蠅級官員就地免職雙規。但在毛時代就是階級敵人的問題,不是雙規那麽簡單。可見,雙四清運動即從人的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摧殘。人們不禁要問,查處腐敗村官,難道不應該處置嗎?中共國官宣大致都是這個意思,即對四清運動持肯定立場。但,試問,中共自毛以來,每次反腐敗以後,農民利益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中共官員廉政多了,還是貪腐多了?因此,這是一個無需考慮的問題,中共犯罪本質就是完美犯罪心理,意思就是,殺人前,一定要有一個光明正大的名頭。

“雙四清運動”和筆者之前論述的案例中的大屠殺性質沒有區別,“據相關研究人員報告,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共整了5,327,350人,產生了大量冤假錯案。”(見《四清》)毛在江西瑞金時期就靠大屠殺起家的,因此,中共所謂的“冤假錯案”只是一個偽命題,按著合理的邏輯分析,即承認有“冤”“案”,必有“假錯”,問題是“案”的前提是要有法?中共有法嗎?既無法,冤假錯案必然是常態化。因此,人們在捋清楚中共怎樣完美犯罪的邏輯後,人們自然會明白,中共只要無法,一切行動也好、運動也好,都是錯案,都是草菅人命。1963年5月,毛澤東認為中央幹部們不理解其歹毒意圖,又不便明說,在當時的官員看來抓上不管下,應是對幹部要求的潛規則,因為,在一般人看來,農民還能翻了天不成,但毛恰恰認為農民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反抗精神不可小覷,便在杭州開會指出“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一套。”意思很明白,整死農民中有點本事的,如村官,不再允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見《四清》)因此,四清運動本身對身無分文的農民沒有任何威脅,主要防止的是有能耐的農民幹部,要求他們和農民一起參加勞動。這在某種程度上,即穩住了農民、打擊了農村幹部,又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因此,在中共國任何時期,真正的窮人都不是反共者,真正反共的都是那些有一定話語權、良心仍未泯滅的正道主義者,而這些人如今也早已成了敢怒不敢言的失語族。

為了加快對農村幹部的教育,1963年5月11日,毛澤東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易稿四次。足見其重視程度。毛澤東在隨後的講話中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太多。”於是,有關整死農民的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見《四清》)旨在對有點思想的農村幹部加以整治,不要傷害手無寸鐵的農民,因為農村的力量大有作為,因此,毛必須親自操刀,而此時的中共自上而下的幹部們卻沒有料到大禍即將臨頭。因此,這個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交叉出現了。此時的中共國,從農村到城市,無一處安全島,整個中共國一片哀鴻,即三年自然災難時期的人間地獄之火熊熊燃燒,魔鬼的手死死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

四、雷鋒喊出《毛選》就是食糧

雷鋒精神被中共國人視為學習“做好人好事”的運動,備受歡迎。筆者記得小時候,“雷鋒帽”成為令人羨慕的東西。這恰是完美犯罪的心理產物,向雷鋒學習只是繼續麻痹本已麻木的一些人的思想,目的在於危機中穩住權力,你也可以叫著毛的危機公關管控意識,而這種意識形態就是完美犯罪心理產物,即做到奴役人類而備受被奴役者稱贊。因為在“饑寒起盜心”的常識下,人民不可能餓著肚子效忠你,必須有一個便於操控的意識形態。於是,1960年的沈陽軍區想出一個絕佳的好點子,很快得到毛的賞識並全國推廣。

1960年,時任沈陽軍區工程兵主任王良太將軍指示要求“培養雷鋒”,其團政委韓萬金親自撰文宣傳雷鋒,並號召全團“學雷鋒、趕雷鋒、做雷鋒式好戰士”的宣傳活動。由於正值三年大饑荒時期,軍隊雖然不至於餓肚子,總不能眼睜睜看著老百姓甚至自己的戰士們餓死,這時候的中共完美犯罪心理就被激發出“靈感”來,認為必須要有一場新的運動,才能轉移毛的錯誤領導造成全國性災難的事實,“憶苦三查”活動便應運而生。這個活動簡單來說,就是裝苦、把本來已經很苦的日子轉化為回憶舊社會的苦,對比今日的苦是一種甜如蜜的生活,因為未來的日子在毛主席領導下,一定是光明的前景,而這正是中共從上到下的體制病,許諾你虛幻的未來,奪走你僅有的物質。因此,一場空前的意識形態的精神陣地戰在沈陽軍區打響,由推選代表雷鋒做憶苦報告領頭人。

雷鋒在筆桿子、吹鼓手們的策劃下,說出了一句驚人的完美欺騙得像精神毒劑一樣的話語,足以在全軍擴散,並有全國大爆發的態勢。一場全國人民死忠毛主席、忘掉饑餓的戰爭就這樣打響了。因為雷鋒說:“毛主席著作對我來說好比糧食和武器,好比汽車上的方向盤。人不吃飯不行,打仗沒有武器不行,開車沒有方向盤不行,幹革命不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行!”(見《雷鋒》)這“四個不行”意思很明顯,毛的話就是精神食糧,筆者記得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見 《聖經》約翰福音六章5節)這引起各級領導關註。因為雷鋒的話道出了各級領導想說沒敢說出來的最好聽的話,可以說,沒有什麽話比這更打動毛,也沒有什麽贊歌比這話更美更甜。這一造神運動的反動宣傳堪比後來文革中人們喊出“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湖南省安慶鄉的雷鋒做到了,於是各級領導立刻作出指示,“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輝思想在我的腦海裏紮根,在我的一切實際行動中開花結果。”毛這個邪靈也就全面進入到中共國所有人心裏,成為精神食糧,餓死也要喊“毛主席萬歲”。

這完全歸功於沈陽軍區的吹鼓手們,在響應林彪號召學習《毛選》中推出了雷鋒,在全軍樹立典型後,中宣部開始介入宣傳,引起毛的註意,1963年2月,毛澤東說:“雷鋒值得學習啊!向雷鋒學習,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鋒學習。”(見《雷鋒》)毛眼睛一亮,就喊出“向雷鋒學習”這個口號,目的很明顯,這不就是掩蓋大饑荒這個人間煉獄般的大災難最好的精神勝利法嗎?中共太善於玩弄完美犯罪心理。自從毛澤東第一次提到雷鋒這個人後,毛成功地塑造了毛神之外又一布衣“金身活神”,這樣有利於在大饑荒中淡化自己作為“神”的形象,不至於將自己錯誤領導造成全國性大面積死人的責任引到自己一人身上,這絕對是毛的如意算盤。為此,“向雷鋒同誌學習”的口號經由毛澤東的親筆題字,於1963年3月2日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見《雷鋒》)這樣一來,雷鋒這個光輝形象被樹立起來了。

毛成功地將矛盾轉移到平民金身活神雷鋒身上。這一完美欺騙案例成為中共歷來效法的榜樣,如習政將生物基因工程劊子手“鐘南山”也再次推上病毒神壇一樣,如全國勞模評選等都是如法炮制的造神運動。但中共國人們萬萬沒有想到,一場由林彪把學習雷鋒和學習毛著的目的歸結為“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並將革命的標準從忠於事業、忠於人民、到忠於黨。乃至演變為“忠於最高領袖個人,走向文化大革命。”(見《雷鋒》)這樣的事實也許超出包括周恩來等人所預見的結果。

事實上,中共所有這些造神運動只有一個目的,即轉移人們對中央錯誤領導結果的關註度,從而掩蓋自己錯誤領導的罪行。而毛比現任習近平聰明一點的做法是自己在巨大錯誤面前敢於主動退位,敢於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正如筆者在《毛的人間煉獄觸發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所言,毛在全面搞砸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後,自知觸犯眾怒,以主動退位,作為緩兵之計,退而不休,謀求再次奪回權力,即一場文化大革命在全民饑荒中即將大爆發。而習近平的玩法則是賭徒心裏,將錯就錯,硬碰硬。套用路德經常講的一句話,“中共就是以一場更大的惡來掩蓋已經犯下的惡”,這不,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已經在爆料革命的窮追猛打下、在面對西方要求病毒起源的追蹤上帶來的壓力已經造成黨內分裂的局面,面對內憂外患,習突訪三亞後又來到桂林“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習傳遞的信號很明顯,準備再次以一場更大的血洗來掩蓋自己所有的錯誤。他說,“在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紅軍將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的是理想信念。”“困難再大,想想紅軍長征,想想湘江血戰。”這篇不到300字的新聞短訊裏提到了三個“死”字一個“血戰”,記者巧妙地以記錄習近平這幾個重要關鍵詞傳遞習的壓力到了沸點,真到了在臺海決一死戰的歷史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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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毛在發動文革前已哀鴻遍地

毛澤東在治理國家的第一個十年期,從1949年建政以來到1966年以來,即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屠殺中國人約4680多萬人。毛澤東這十年內發動了20場運動,平均每年兩場運動。

這些運動分別為“思想改造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胡風運動”、“大肅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大鳴大放”、“反右運動”、“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拔白旗”、“插紅旗”、“打麻雀運動”、“四清運動”、“學雷鋒運動”、“農業學大寨運動” 、“工業學大慶運動”、“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運動。”筆者為此采訪了一位高檢院前檢察官,他說,“毛澤東發動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權,他不在乎死多少人,有一次。毛參加東歐的一次共產國際會議,在會上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說,‘你們之所以政權不穩定,就是殺人太少’。毛的意思很明確,要穩定政權,只有殺掉一切不服從的人。要穩定人心,只有一個接著一個運動,就像人站在大風車上一樣,始終要將人的精神緊張度提升到嗓子眼上來,人們在恐懼中忘掉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就是是非觀和正義感,剩下的只有能不能活著……”筆者欲哭無淚,當代中國年輕人,只要想想習近平做了些什麽,你就知道共產黨,牠從未改變反人性的初衷。與鄧、“江胡”時期溫和的運動不同,習效仿了毛政“噩運”,同樣是運動不止,生命不息,如今要屠殺全人類。習在接近滅亡前的瘋狂,向臺灣開戰的概率越來越高。隨著中共噩夢般的政治運動逐漸演化為明顯長久的反人類犯罪後,黨內已有更多人如夢方醒。

學大寨運動的“萬裏千擔一畝田”的那一套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見《學大寨》)的做法試圖舊戲重演。毛的學大寨大慶運動則是為了掩蓋公社運動中大躍進的大失敗的政治考量。認為只要人們再次投入一場新的運動,就會不計前嫌,忘掉過去。而這一點,郭文貴先生曾經證實過,常委裏的確有人,且普遍這樣認為,中共國人忘心大。多慘烈的運動,只要稍加緩和,過一陣子就過去了。這也是為什麽中共完美犯罪屢試不爽的原因所在,遺憾的是,不相信神的中共黨人絕不會想到自己萬無一失的超限生物基因戰被閆麗夢博士曝光了。這也是毛澤東之流沒有想到的,他的基業即將毀於一旦。

時任總理周恩來在1964年12月,中共第三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了。”並總結了大慶石油會戰的經驗,“這個油田的建設,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典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兩論起家’。”(見《大慶》)而兩論起家指的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周恩來可謂巧妙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荒誕治國理論,用毛自己的邏輯則可直接理解為,在公社中大躍進失敗的實踐中行不通就拿起矛盾論來為自己辯解,即前面反對科學,今天,科學家就替你發現了油田,你要不要繼續反科學?因此,周恩來只能說毛是兩論起家的矛盾體。

一個現代版的荒誕的帝國,始於毛,將要終於習。就在這七十年的統治中,中國人即將結束意識形態治國下的“運動會”,因他不是叫人裝弱智打麻雀,就是叫人裝傻學雷鋒,或者逼著人在苦難中激情頌揚“共產黨”,更離譜的是,殺死你全家,留下你一個活口還要你感謝黨。人們在各式各樣的運動中喪失了親情和倫理,失去了正義與是非,所謂鐵人王進喜卻自己跳進泥潭充當攪拌機;所謂大寨精神,要求人們山下擔土,在山上石板中造良田。

筆者在結束文革前的中共“運動”評述後,突然感到一種怪異的釋放感,因為中共毛澤東帶給中國人70年的災難行將結束。毛的歷史功過絕不是他自己說的“4/6開”,而是“他死了”。山東建築藝術大學副院長、省政協委員鄧相超曾說,“毛做的唯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他‘死了’。”(見 @ou_judy)就連這件事也不是他做的,是上帝做的。由此可見,毛澤東於中國人百害而無一益。在接下來的文革歷史中,筆者將要發現哪些荒誕故事?隨著對這些歷史的倒推式的探究,筆者發現,在人類文明所能有的災難中,中共制造的邪惡,就是二戰中的希特勒也望塵莫及;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占領區所表現的也沒有共產黨自己殺自己人邪惡。為什麽至今仍然有那麽多人崇拜他?這是未來新中國聯邦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一系列堆積如山的中共黨史解密,一旦這些機密信息得到徹底曝光後,中共國人自然會如夢初醒,或者淚如雨下,撕心裂肺?這是事關如何認識這樣一個魔鬼的政權最好的辦法。相信,當中共那些完美犯罪檔案在陽光下展開時,毛習之流的偉光正形象絕對顏面掃地,相信國人開智之日指日可待。

2021年4月27日寫於東亞

參考引用:
插紅旗
打麻雀
四清
雷鋒
人間煉獄
拔白旗
觀鳥
知乎
新華社
學大寨
大慶
@ou_judy

免責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與GNews網站無關。

校對: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東洋武士
責任編輯: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文小白
發布:喜馬拉雅東京櫻花團 /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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