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內404】劉曉波:如此愛國主義(《荒謬的犬儒化愛國》之一)

(以下內容由發佈者個人引用自互聯網,以供讀者自行品讀思考,其中觀點不代表G-News平台意見。)

作者:劉曉波

注:本文節選自劉曉波著作《單刃毒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

今年春天,小劇場話劇《切·格瓦拉》轟動京城。五月中旬,我也去北京人藝小劇場湊了熱鬧。這是一部典型的觀念劇,格瓦拉不是作為一個人,而僅僅是作為「革命」或「造反」的代名詞,格瓦拉的傳奇經歷變成了不斷革命的宣言。全劇由不同形式的口號和辯論構成,給我的感覺,與其說是欣賞話劇藝術,不如說是去聽一場煽動性極強的演講。

讓我吃驚的不是爆滿的觀眾,更不是貫穿始終的那種「革命」、「造反」的狂熱,而是演出結束後,觀眾與編導及演職人員的現場對話。其中有不止一個大學生提到 1999 年 5 月 8 日,這個北約誤炸中國駐南使館一週年的日子。有一個大學生說:「我感到非常悲哀,因為今年的 5 月 8 日,校園裡一片死寂;而一年前的 5 月 8 日,北京的各大學人聲鼎沸。難道國恥日就這麼容易被遺忘嗎?……」他正說到動情處,主持人找了個藉口打斷了他的發言,大概是此問題過於敏感的緣故吧。

這些大學生對中共執政史上的無數大災難日沒有多少記憶,卻對 1999 年 5 月 8 日如此難以釋懷,如此銘心刻骨。這種「寧為家奴,不受外辱」的民族主義,恰恰證明瞭中共的強制意識形態灌輸的巨大功力。中國政府對外發言人,動不動指責某國政府的行為「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從 1993 年的北京申奧運失敗,到北約誤炸中國駐南大使館,從香港的回歸到台灣的大選,由政府主導的愛國主義情緒成為一箭雙雕的工具:對內,作為中共「穩定壓倒一切」的專制秩序的合法性辯護,也作為整合、動員民意的意識形態符號;對外,作為抗拒西方霸權與和平演變的說辭,也作為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根據。增強綜合國力和民族凝聚力與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權安全之間,似乎有著不容懷疑、不許辯駁的因果關係。愛國主義在中共意識形態的「五熱愛」說辭中,排位第一,黨、人民、社會主義皆等而下之,但關鍵是愛國和愛黨的一體化。 因為,「執政黨就是國」是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正統,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創立了黨國體制,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打的你死我活,黨國體制卻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共同繼承的孫中山的政治遺產。

然而,中共現政權又是極端實用主義的,並不是在所有涉及主權和民族尊嚴的爭端中都堅守愛國主義原則。在處理那些對政權的穩定構不成威脅的國際爭端時,中共就顯得格外冷靜大方甚至給人以漫不經心或麻木不仁的印象,比如印尼的暴力排華事件、「釣魚島」事件、南沙群島爭端、中印和中俄的邊界爭端……

只要是在公開的場合,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老百姓,無論是大款還是文化名人,都表現出與中共政權完全一致的愛國立場,甚至連表達民族情感的詞句都千篇一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寫的《我的父親》,封面上就有鄧式愛國主義的深情表達:「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江澤民也經常在公開講話的結尾時,以高亢的語調說:「偉大的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在記者招待會上,朱熔基談到他青年時代聽《義勇軍進行曲》時的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最能說明此種表面一致的,無疑是電視中經常出現的對各類人的採訪,有對觀看每天早晨升國旗儀式的外地民工的採訪,有對外企女強人吳士虹的採訪,有對著名學者樊鋼和著名導演陳凱歌的採訪……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職業和地位的不同的人,說出的愛國主義豪言壯語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沒什麼區別。「增強民族凝聚力」、「增強國力」成了江澤民時代的人人皆知的關鍵用語,出現的頻率決不低於「三講」和「三個代表」。梁曉聲、劉恆等知名作家,在使館風波中,隔著遙遠的太平洋憤怒地指責克林頓;在可以進退自如的香港,六三後曾經流亡美國的知名學者甘陽,除了大罵美國外,還把國內的極少數有理性的知識分子斥之為「賣國賊」。從這種話語中,確實能感到他們自以為其言行很有道義的勇氣,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中共肆意踐踏人權的行為,表示過同樣的憤怒和勇氣。

中共愛國主義說教應用於國際關係時,總是奉行沒有原則的極端犬儒哲學——遇強者就對話就妥協,遇弱者就對抗就強硬。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中共就打「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妥協牌。鑒於大陸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提出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處於道義劣勢的中共,一再呼籲用對話代替對抗,並且在暗中大打貿易市場牌,用利益收買來換取國際支持。而面對實力相對弱小的台灣,中共就打「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威脅牌。台灣說民主制度無法與專政制度統一,兩岸統一的前提是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實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對話代替對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脅代替對話,最近又加上經濟威脅,明確宣佈決不允許支持台獨的商人進入大陸市場。其實,美國與台灣向中共政權提出的是同一個要求——放棄一黨專政。中共為什麼要和美國搞對話、不搞對抗,卻不與台灣搞對話,而專搞對抗呢?中共口口聲聲說統一是基於民族大義和愛國主義,難道只因台灣太小太弱,就連面子上的道義底線都不要了嗎?這種赤裸裸的犬儒主義怎麼能贏得台灣的民心呢?怎麼能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呢?

大陸人這種表面強硬而骨子裡懦弱的愛國主義,有時還就真能使國際社會找不到北。前幾年,《中國可以說‘不’》的風靡,讓美國人著實大吃一驚,對中國人瞭解的淺薄,使代表美國政府的駐北京大使館出面,一本正經地約見幾個深諳厚黑學的個體書商。在美國政府的眼中,似乎這本書就代表了中國的民意,而那幾個其初始動機只是想掙錢的書商,也就在美國人嚴肅的談話中上了愛國主義的台階,並自稱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間的呼聲。中國的媒體把這次約見作為民族尊嚴的體現而爭相炒作。

換言之,你美國人真拿我們當回事,我們就不能不拿自己當回事。去年的誤炸使館風波在大陸掀起的反美、反西方浪潮,最怕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的中共政府,這次破例恩准了在北京等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領事館成了眾矢之的。到了 2000 年的台灣大選,中共威脅性的文攻和積極謀求軍事裝備的升級,最近中俄元首發表共同聲明反對美國的 TMD、NMD。這一系列政府行為和貌似來自民間而實則由政府操控的對西方,特別對是美國的對抗或仇恨的情緒,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把中國作為具有最大威脅的假想敵,導致了美國國內對克林頓的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1998 年中美的短暫蜜月時期確定的「戰略合作關係」,變成了「戰略對手關係」。在中國加入WTO 和是否給予中國 PNTR 的問題上,美國國內進行了一場幾乎是空前廣泛的有關中美關係的大辯論,這大概是自尼克松訪華以來,關於中國問題的參與程度最廣的辯論。

雖然,中國的動員型體制所做出的種種表面強硬的動作,為「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的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以我個人對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瞭解和在大陸生活的切身體驗,我對「中國威脅論」卻不以為然。幾千年的天朝大國的「天下」意識,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虛榮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恥辱化的民族自卑感,惟我獨尊的傳統意識和處處不如人的現代經驗的結合,構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義: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國的自尊、傲慢和強硬,骨子裡卻是難以擺脫的「東亞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對國內專政的殘暴,坐穩了奴隸地位時是順民,坐不穩奴隸地位時是暴民;當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隸就毫無尊嚴。面對外來的殖民霸權,不講道理而只講實力,在沒有切身利益的威脅時是盲目排外,視一切外來文化為野蠻;一旦感到對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脅就集體變成洋奴或漢奸。在無外力的推動的情況下,無論是對內的反專政,還是對外的反侵略,中國人很少有過僅靠自身的努力而獲得成功的時刻。古代歷史上的兩次異族統治,都是儒生們眼中的小小蠻夷對泱泱文明大國的武力征服,而現在的國人卻把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作為漢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幾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燒圓明園;被中國人瞧不起的只有彈丸之地的小日本,先是以劣勢的艦隊打敗了大清國的北洋水師,繼而又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過是盟國對軸心國的勝利的附屬品。甚至現在的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沒有美國的支持、保護、壓力和推動也是很難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榮沒有英國的百年統治更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最有智慧和勇氣的時刻,是為了爭奪皇權和維持皇權而自相殘殺的時刻,遠的有歷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的有春秋戰國式的軍閥混戰。好不容易搭上二戰戰勝國的便車,國共又為爭奪一黨的絕對統治權而兵戎相見。國共內戰在規模上遠遠超過了抗日戰爭,三大戰役中,中共軍隊動輒殲敵幾十萬,而在對日作戰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的殲敵人數加在一起,也就不過幾千人。

再看眼前的現實:

圖片來自網絡

1990 年發生中國駐南使館被誤炸風波,參加反美示威、遊行的大學生們,今天還憤怒地向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舉標語、喊口號、揮拳頭、投擲磚塊和裝滿尿水的朔料袋,過些天就去美國使館辦申請赴美留學簽證。據說就在美國使館內的遍地狼藉還未清理乾淨、還有嗆鼻的尿騷味時,辦簽證的長隊已經排起,使館工作人員不住地說:「對不起。」

今年三月,北京舉行去美國自費留學的教育展,其擁擠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運期間的人貼人的火車站相媲美,京城的人們也顧不上天子腳下的斯文了,像進城的農民工一樣爭先恐後、你推我搡,致使展廳人滿為患,主辦者不得不中止展覽,整頓秩序。北京電視台報道這條消息時,特別請出負責展覽的老外勸中國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國教育,在做去美國留學的選擇時應該冷靜和理性,否則會得不償失。

從北京、上海到烏魯木齊,從廣場到清華園,從待業青年到解放軍士兵,從新新人類到半老徐娘,以「瘋狂英語」而轟動全國的李陽,每到一處,都要在成千上萬人狂熱的叫喊和扭動中,聲嘶力竭地宣佈:「你們從小就說漢語,嘴部的肌肉已經固定成漢語肌肉。我的瘋狂英語,不是為了讓你們多記幾個單詞,而是為了訓練你們發音系統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們訓練成美國肌肉,也不是英國肌肉,而是要把你們訓練成國際肌肉。」為此,他還根據英語發音的口型和舌頭的位置,自編了與之相配套的手臂動作。這樣訓練出的國際肌肉,就是跟著李陽狂喊一個個富於刺激性的英語單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I like to losing my face」;在長城上,一群士兵跟著李陽高喊「PLA are Great Wall」……國際肌肉表達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許就真成了新的長城。

最近,被中宣部禁止發行的《上海寶貝》,之所以能風靡一時,就在於它的「准嬉皮士」風格,人物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裝身體、西式的酒吧點綴夜生活、西式的音樂烘托情調、西式的頹廢渲染靈魂沈淪,就連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雞巴創造的,極端自戀的矯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戀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開篇前的引語全部來自西方的作家、詩人、哲學家、修女……讀這部作品的感覺,有點像在大陸的某一酒吧里過聖誕之夜。

又是最近,58 個來自福建的偷渡客慘死在由比利時到英國的冷凍車內。但是,無論死過多少人,大陸人仍然不惜花幾萬美圓、忍受蛇頭的詐騙和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慘案發生後,中國政府的發言人先是否認死者的大陸人身份,在真相大白無法抵賴之後,又指責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陰謀,卻從不反省中共政權對此應負的責任。

還是最近,在國內外炒得沸沸揚揚的三件圓明園國寶榮歸故里,保利集團的有關人士和一百多名記者前往機場迎接,第二天這一消息便作為洗雪恥辱的愛國主義之舉,擠滿了首都各類傳媒的顯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團的重民族大義而輕商業利益之舉。但是,誰都清楚,這三件清朝乾隆年間的文物遠算不上藝術珍品,一級國寶完全是政治鑒定。在這起政治效益第一的交易中,除了國家文物局在破例舉行新聞發佈會上的慷慨激昂之外,沒有任何與此事有關的個人付出過什麼。但結果卻是雙贏:小贏家是保利集團,花國家的錢為自己買了愛國主義美名和廣告效應;2000 萬港幣的天價使拍賣行成了最大贏家,因為拍賣底價才 200 萬,甚至有人說最初估價只有 10 萬。而在大陸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貴的文物需要投資來挖掘和保護。去年,用於發掘和修復西夏王陵的國家撥款才 1000 萬元人民幣。那裡有面積達數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 300 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而在中國人看來,其價值遠不如清代的三個銅頭。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綠卡和改變了國籍的「海外赤子」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長期留在大陸,言行方式與大陸人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表面上的說辭大都是為了報效祖國而拒絕高薪和放棄優裕的生活,而在實際上,他們和看中了中國大市場的外商一樣,無非是想趁局勢還穩定時來大陸撈一把。他們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陸的人際關係,並瞭解大陸的遊戲規則,在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陸,一夜暴富的機會遠遠超過制度健全的外國市場。打的贏就留下,打不贏就跑;局勢穩定就愛國,局勢危險就飛走。雙保險的發財機會怎麼能不叫人爭當「海外赤子」,想不愛國,成嗎?錢不答應。

能夠說明大陸人犬儒愛國主義的最有力的事實,還是大陸的中共高幹和大款們向西方移民和轉移個人資產的浪潮,其狂熱程度決不次於九死一生的偷渡客們,弄不好哪個倒霉鬼又會成為反腐敗秀的胡長清第二。數以幾千計的腐敗官權潛逃到西方,中共省一級高幹幾乎每家都有子女或親屬在美國及西方,或讀書或經商或遊手好閒,最終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綠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頁報告指出,中國從 1997 年到 1999 年外匯流失 988 億美元,大陸人在美國一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夠了,如今大陸人的愛國醜態滿目皆是,愛國主義像一切官方口號一樣,只不過是牟取黨派的、小集團的和個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權怎麼能用這麼犬儒化的愛國主義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民意基礎?從這種愛國主義出發怎麼能指望產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陸的現實就是如此,大陸人的靈魂就是如此,除了權力和鈔票,什麼也無法真正吸引他們;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麼也無法打動他們;除了專政強權,他們無所畏懼。官方意識形態的說教和灌輸徒有虛名,民運的自由民主的道義感召也無濟於事。大陸的改革能否繼續向前走,幾乎沒有任何道義訴求可以提供動力,而完全取決於赤裸裸的利益驅動,即各個階層對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而且首先取決於執政集團和特殊獲利集團對自身利益的權衡。

2000 年 7 月 24 日於北京家中


供稿/校對:萌萌的朋克
發佈:Hezekiah

0
0 則留言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