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學者評論:美中關係日益複雜 亟待重新思考定位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近日,美國兩位軍事學者內森·帕卡德(Nathan Packard)博士和本傑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博士在War On the Rocks平台上,就當前美國對中共的一系列戰略舉措聯合發表了評論文章。

內森·帕卡德(Nathan Packard)博士是美國海軍陸戰隊預備役軍官,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指揮與參謀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本傑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博士在海軍陸戰隊大學高級戰鬥學院擔任教授,同時在美國大學國際服務學院擔任駐地學者。

評論中指出,在最近的玫瑰園簡報會上,川普總統宣布的一系列舉措直面挑戰中共當局的權威。他宣布美國將脫離世界衛生組織,並加倍重視美國經濟的獨立性。為了加強遏制與中共有關聯的間諜活動,他呼籲取消更多相關中國留學生的簽證。他宣布美國將取消對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並對參與限製香港民主自由的官員進行製裁。這一系列政策的轉變和九天前剛發布的對中共的新戰略方針文件一致。

眼下中美關係似乎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認為,針對中共利用病毒疫情危機,企圖分化民主自由,挑戰當前世界格局的行為,美國必須嚴陣以待,直面應對。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由於中美雙方各自國內的政治情況,以及彼此誤解的歷史原因,使得雙方彼此讓步從而改善關係的途徑變得困難。也有其他人認為,美國可以尋求折中的道路,在對抗中共的同時避免災難和危險的升級。

作為軍事方面的學者,兩位博士認為有必要重新考慮川普政府當前的中共戰略。目前的戰略並未從長遠的角度出發,而是著眼於以集體平衡和影響中共當局決策的綜合壓力為代價的短期政策。這使得美國政策界,美國軍方和大部分國家安全企業在最糟糕的時刻做出不必要的對抗。當前的戰略是以維護國際秩序和尋求國際合作為代價,來達到壓制中共和美國可以自給自足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在國際複雜關係網之下,在21世紀實踐戰略過程中顯現的零和關係,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但是基於中美相互依存是一個複雜的現實問題,從而使得脫鉤變得困難,也給美國和中共造成了兩難的局面。

美國不能再用19世紀的經濟治國之道和20世紀狹隘的大國關係理論來解決21世紀的戰略問題。美國應該尋求創新之道,對外主要通過在經濟,外交和情報領域加強自身在亞太地區的競爭影響力,同時對內重新平衡資源分配以應對中共病毒大流行,內亂和經濟衰退的現狀。兩位博士的個人意見是美國應當加強國際機構間的合作,同時在外交政策的製定與關鍵的一系列國內問題,如公共衛生,經濟安全以及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該評論文章也針對最近美國政府發布的新中共戰略方針進行了以下的分析解讀,並對當前美國政府的策略從共同點和分歧點兩方面來表述自身的看法。文章最後也提出了對於新中共戰略的意見和展望。

新中國戰略

最近美國政府對中共採取的新戰略將2019年國防部和國務院的戰略文件以及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國家國防戰略》的主題融合在了一起。兩位博士認為對於該新戰略方針的作者們,將政府制定關鍵政策的設想和戰略重點對眾公開並接受大眾辯論的舉措,應當予以讚揚。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些文件都超越了美國兩黨分化的分歧,闡明了在管理21世紀大國關係方面的美國兩黨的兩個主要觀點。

對於該新戰略方針,兩邊陣營持不同意見。一方陣營重視國際秩序,即使會以一些不利的讓步為代價,仍需加強與中共合作以確保全球和平與繁榮。另一方陣營則強調需要遏制中共,並限制中共推翻現有秩序來形成一個所謂的新商業化,數字專制國家的時代。人們傾向於高估中共的力量,這是美國戰略中常見的一個陷阱。許多觀察家還傾向於低估中共內政的複雜性,卻沒有反思貿易糾紛,收入不平等,社會問題,移民問題和全球公共衛生問題而導致的美國自身內政的交叉點。

當前的新戰略主要偏向在第二陣營一方:認為中共對美國根本利益造成威脅。因此,美國需要一種更有競爭力的政策,以提高“美國機構,其盟友和夥伴面對中共挑戰的應對能力”並“迫使中共停止或減少對美國和其盟友國根本國家利益的損害” 。與《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國防戰略》相一致,該戰略擴大了競爭空間,整合了多種力量因素以提高美國的韌性和控制權。該戰略概述了通過類似於美國司法部的“ 中國行動”計劃等來保護美國人民和其生活方式的策略,並擴大了聯邦調查局對經濟間諜活動的調查範圍,並確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美國能源部等機構能夠在知識產權上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與此同時,該戰略也禁止中共公司購買任何敏感美國公司的資產,並擴大國土安全部對假冒商品的打擊。為了促進美國的繁榮發展,該戰略也例舉了為整合貿易談判,加強美國在人工智能和5G等科技領域地位,加強美國進入新興市場的准入的相應舉措。該戰略呼籲通過使得核三元現代化和增加對超音速,太空和網絡能力的投資來維護和平,以此作為開發“基於抗壓性,適應性和成本效益型更有效的軍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與每個服務部門中的現代化計劃相吻合。通過提高自身能力來維護和平似乎意味著一場新的軍備競賽,這會給因為當下全球性大流行以及經濟下滑的財政預算帶來更大壓力。

兩位博士在去年研究了現代大戰略和中美關係的一些報告,他們認為自身提出的一些解讀代表了少數人的觀點。這些報告提供了一個出發點,使得他們可以從共同點,分歧點以及對於21世紀大國競爭的未來意義的角度來分析對中共的戰略方針。兩位博士認同對於加強建立於規則上的秩序,與夥伴和同盟國合作以及更廣泛應用相應權利的呼籲。但是同時兩位博士不認為中共是川普政府所指出的威脅。他們還擔心,這種做法會使得美國面臨著一條不斷升級的危險道路,尤其是當美國人民比新冷戰更加關注工作,種族問題和自身健康問題的時候,這條道路就是不必要的而且會給美國帶來損害。兩位博士發現川普政府的新中共戰略裡的核心設想很有成為應驗在美國自身的預言的風險。該新戰略描繪出了一種零和關係,而且使得中國一些精英人士除了按照美國要求或接受其規定的競爭方式之外幾乎別無他選,這也會削弱美國和損害其全球利益。同時美國的軍事領導人呼籲戰爭的行為更是火上澆油,他們甚至呼籲增加預算來提高軍隊能力。

在以下的文章中,兩位博士從認同點和分歧點兩方面來分析自身對川普政府新戰略的解讀。

  1. 認同點
    川普政府新戰略的主要優勢在於它對盟友和夥伴的重視。通過建立志同道合的強大國際網絡,美國可以在大國競爭中獲得持久的優勢地位。強有力的國際合作是應對中共挑戰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說,美國最近的一些行動與該戰略不一致。

    (1)在2019年對東盟領導人的調查中,大多數受訪者對於“美國會在為全球和平、安全、繁榮與治理方面做出‘正確的事’”失去信心。主要原因包括美國政治的失調以及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伊朗核協議》以及《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目前,美國在該地區的傳統合作夥伴與中共保持平衡關係,但是這些國家仍然認為美國在重要的問題上沒有對他們發揮到建設性作用。美國的戰略文件看似美國的政策是支持當前的國際秩序。然而我們的盟友認為美國正在侵蝕這一秩序。

    (2)美國必須要言行一致。美國不能在指責中共試圖削弱國際秩序的同時,卻退出相關貿易協定以至於離棄了關鍵的國際機構。另外,由於美國未能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削弱了美國可以對抗中國在南海非法軍事擴張的能力。同樣,由於美國拒絕任命世界貿易組織的新法官,也使得該組織解決爭端的機制失去效用。

    (3)偽善會導致戰略的死亡。與其貶低多邊組織,美國而應將它們作為促進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工具。雖然總統明確將美國置於首位,但這破壞了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和支持該秩序的國際組織。另外,川普政府的戰略文件聲稱要維護由美國幫助建立的國際體系,但該文件對支持這一體系聯盟的話語與總統的行為不一致。美國應該在製定聯合安全方面,國際金融機構和聯合國組織的相關規定過程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而非離開這一戰場。美國需要與國際體系一起合作來對抗中共。
  1. 分歧點
    (1)川普政府的新戰略存在五個致命缺陷。首先,它以過於狹隘、零和的形式來建立大國關係,以犧牲共同合作為代價,來促進美國和中共各自的內部民族主義和團結。美國可以而且應當對抗中共,但是它更應該通過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國際論壇和可以緩和緊張局勢的聯盟組織一起對抗中共。通過加強軍事力量和基於共同利益的合作來實現和平並不是相互排斥的。

    (2)該戰略沒有認識到中美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根本不對稱性。中共比美國領導人更關注其政權的合法性和管控範圍。對他們而言,香港、台灣和南海的問題至關重要。儘管這對於中共具有的經濟具有重要意義,但對美國公眾而言,這些問題充其量只是美國外部問題。極權主義中共的崛起並不威脅美國的存在和地位。如今氣候變化,種族歧視造成的長久社會分裂,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政治兩極分化等方面所帶來的挑戰,更是超越了嚴格意義上所謂的美國國外與國內威脅的分類範疇。大戰略必須要應對這些複雜的跨國問題。

    (3)該戰略採取了一種相對狹窄的脅迫手段。強制性的措辭僅限於通過採取強迫方式來迫使競爭對手改變其行動方針,但是同時也沒有意識到強制性外交下所帶來的的前景。如果沒有明顯的積極誘因,建立信任的措施或促進合作的機制,只是通過一系列威脅逐漸增加了中共各方的壓力。該計劃似乎暗示著沒有相應的後續跟進舉措,只是一系列旨在破壞中共領導層意志的升級措施。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當下,美國還面臨所謂尋求社會正義的暴亂,以及經濟衰退的狀況,這樣的舉措是一個危險的賭博,坦率地說是一個不必要的賭博。

    (4)該戰略並未提出對抗中共擴張的替代方案。兩位博士認為雖然中國在5G和經濟(例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領域贏得了全球的勝利,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政府的不作為。美國領導人尚未明確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以及為21世紀建立開放,自由和安全的網絡所需的多邊和公私合作關係的模型。這樣的前景由於前任美國政府當時花精力在解決美國經濟衰退和管理中東沖突,從而難以執行。而川普政府的戰略前景也缺乏了一定的包容性。美國的盟國和合作夥伴被告知要“拋棄中共”,而這會使他們處於困境,同時也會冒著讓美國在盟友面前失去信譽的風險。對於美國而言,這不僅僅只是通過發布行政命令來讓盟國放棄華為,從而設定全球技術標準來為此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美國的盟國和合作夥伴一再明確表示,他們不想在美國與中共之間做出抉擇。而且,如果美國要求各國做出類似拋棄華為這樣的抉擇,那麼美國更應該向其盟友和合作夥伴提供一種更有競爭力的替代方案。川普政府應當停止使用“馬尼切戰略”來迫使其他國家“在美國和中共之間進行抉擇”。

    (5)該戰略對美國國內情況視而不見,誤判了國民情緒。該戰略起草於2019年美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自那以後,美國遭受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壞的經濟下滑以及席捲各州暴亂的三重打擊。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結果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超過10萬美國人死亡,超過4000萬美國人失業。為了應對此次危機,國會更是批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赤字支出。

    此外,為了應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後的抗議活動,五角大樓準備向美國公民部署部隊。這無疑會讓中共興奮無比,可以乘機借美國動用軍隊平息國內動盪為由,來使得中共向香港派出軍隊順理成章來達到鎮壓香港的目的。作者也指出,美國國防部門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像其他美國人民一樣受到近期事態發展的影響。他們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社區,工作上也沒有收到太大影響。而在當前情況下,要求大部分在生計上受到影響的美國人民去支持和資助對抗中共的政策是不明智的。 2020年5月的局勢與2019年末的情況完全不同。鑑於當下的美國國內情況,川普政府需要重新評估其對中共的戰略。

邁向新戰略的展望

作者認為他們作為國家安全專業人員,需要更好地去思考問題。單純的鼓吹威脅論和集體思考模式並不能形成好的戰略。現在是時候去重新審視美國對中共的戰略邏輯。

首先,如果美國促使中共撤銷其在許多領域的舉措,在沒有其他積極措施和在平衡多個利益相關體的方案下,美國此舉可能會以失敗告終。中共的當務之急是維持政權,在他國面前服軟是絕不可能的。即使中共想在危機中全身而退,又會如何在中國人民面前表演呢?目前,美國的戰略使得中共沒有退路,必須妥協。也同時清楚地向中共展現美國的實力。美國沒有考慮到今年中國經濟疲軟,面臨嚴峻的失業局面。美國政府需要來提倡一個將當前中共政權下的政治和經濟因素考慮在內的競爭理念。

有趣的是,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共增加了國防預算,卻大幅削減了社會服務支出。另一方面,美國繼續依靠財政赤字支出和借款來維持所有領域的支出。美國政治領導人在艱難的選擇面前,仍然遲遲不表明態度。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最近發表聲明指出,美國仍然致力於2018年《國家國防戰略》。鑑於當前的財政狀況,這一立場是不現實的。美國領導人應當尋求在經濟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美國更需要在思維高度上超越中共,而不是依靠在財政支出上超越中共來維持和平與安全。

中共通過使用經濟,法律和外交的綜合手段來促進起自身利益,美國則仍然相對過度注重於軍事方面的發展。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所購置的軍事裝備,例如價值130億美元的新航母仍未投入運營,大型兩棲艦仍缺乏垂直發射系統這樣的情況,都不是當前美國去應對挑戰的最佳裝備。長期以來,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中共的威脅來合理化他們的一系列計劃,其中許多計劃可以追溯到30或40年前,遠遠早於中共還未被認可為是同行競爭對手的年代。從高超音速到遠程導彈,許多此類計劃都有可能無意中升級了美國的風險程度,然後同時卻缺乏相應的危機管理的機制。更糟糕的是,這些昂貴的計劃沒有將盟友和合作夥伴納入到一個全面的軍事戰略中。競爭理論似乎更像是“向中共展示美國有著可以摧毀其軍事力量的所有絕妙方式”。

當然,美國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陷入與中共進行軍事競爭的陷阱。美國應發起新一輪軍備控制談判。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通過政權和條約,美國外交官可以以此來提高透明度並限制無意中升級的外交風險。這將意味著使用犧牲戰術和作戰優勢以謀求美國的戰略利益。軍備控制可以成為對抗危險競爭和獲得長期利益的一種手段。

未來的軍事投資應側重於戰略訪問和提高互通性。美國提倡的“亞太威懾倡議”草案中所提倡的擴展跑道,建設前線補給區和增強戰區力量流通的能力是朝著正確方向所邁出的一步。美國應當在整個軍事服務中,更應專注於訪問和互通性方面的發展,而不是將精力放在那些數十億美元的零散項目上。在長期競爭中,軍事上的持久力和軍備數量比其只擁有少數複雜的武器系統更為重要。
美國軍方也需要發展有關如何管理大國競爭的新思路。目前軍方的一些服務領域發展還跟不上聯合參謀部所要求的創新思維模式。雖然海軍陸戰隊軍官最近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新想法,是需要對它們進行更廣泛的驗證。

另外,美國的戰略應當在經濟上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美國的國債目前為25萬億美元。在2019年,政府問責辦公室將美國的財政描述為“不可持續”的一條途徑。而為了應對中共病毒的經濟刺激支出,使得美國債務增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並且對於中共已經是美國國債的第二大持有國,這一事實應該讓美國政府停下腳步來減緩赤字。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觀察到,2011年的財政破產導致了戰略破產。如果中共知道美國無法長期負擔其軍事指出來確保其安全的話,那麼中共會變得肆無忌憚。如果美國的軍事力量在經濟上不可持續的話,那麼其可信度也會隨之下降。
歸根結底,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緩和中共行為的關鍵。而軍事力量最多應當是起到輔助作用。由中共病毒大流行引發的全球劇變為美國提供了機會。當務之急,美國的目標應該是通過帶領全球聯合對抗中共病毒來重塑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第二,美國應當將全球抗議的努力作為重申其建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跨國機構承諾的關鍵一步。第三,美國應將資源配置從軍事轉移到外交和氣候變化,社會公平,收入不平等和移民等領域。美國的強大始於自身。最終,藉著中共病毒大流行以及其如何加劇擴大結構性問題的現狀,美國可以將此視為與其盟友和合作夥伴來鞏固基於規則的多邊秩序的機會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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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Yamap
校對整理:胡天歸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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