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自由民主與極權惡政資本將何去何從?

圖片來源:photographyofchina.com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網站於2020年7月4日在“書籍及藝術”欄目刊登了題為“華懋之夜”的專欄文章,引用了《最後的上海王》【作者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得主】和《冠軍之日:老上海的終結》【作者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的內容指出,有關上海和香港這兩個東亞最引人注目城市的故事,要從伊拉克最後一個馬穆魯克王朝達烏德·帕夏(Dawud Pasha)統治下的大屠殺說起。在帕夏上位之前,沙遜家族(Sassoons)是巴格達一個猶太社區的領袖,這個社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巴比倫囚虜時期;幾個世紀以來,沙遜家族的首領一直擔任帕夏的首席司庫。然而在1829年一個漆黑的夜晚,城中首富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腰間系錢袋,斗篷藏珍珠,從河道奔逃。

重新起家業務廣,竟涉足鴉片

文章指出,1832年,40歲的大衛·沙遜在國際大都市孟買重新安家,他不是窮困潦倒的難民之身,而是決心要贏回他與生俱來權利的繼承人。沙遜家族從不喜歡被稱為亞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他們看來,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外來者。

大衛·沙遜的時運頗佳。他尋求保護的大英帝國正處於巔峰時期。他購置碼頭和倉庫,進口新的軋棉機,以使自己的原棉適合英國工廠的動力織機。最重要的是,他還經營毒品。東印度公司對鴉片的壟斷已經被廢除。大衛·沙遜支持英國在1839年發動的不合情理的戰爭,以武力繼續向大清國傾銷印度鴉片。結果英國殖民地香港和上海都成了“條約”港口。

大衛八個兒子中排行第二的以利亞斯(Elias)的到來,標誌著一個真正全球性企業的開始,這個企業將從橫濱延伸到倫敦。以利亞斯從事印度鴉片、香料、棉花、絲綢和茶葉方面的貿易,為沿海其他商人的貨物提供代理服務;他還投資房產,為湧入這個繁榮城市的大清國和外國移民提供住所。在沙遜家族的幫助下匯豐銀行(HSBC)在香港成立,可為他們的生意爭取便捷的貸款。時至今日,匯豐銀行仍然是亞洲最強大的銀行之一。

文章接著指出,沙遜家族通過不斷的通信— 總共有7000多封信件— 來維持大局。文員和有前途的年輕人被派往孟買的沙遜學校進行學習,他們來自貧窮的巴格達猶太家庭,其中就包括嘉道理家族(Kadoories)。剛喪偶的里瑪•嘉道理(Rima Kadoorie)在1876年將她的四個兒子送到沙遜學校。最年輕的艾利•嘉道理(Elly),當時一直在中國沿海地區工作。當威海衛發生瘟疫時,他向中國員工提供消毒劑,他的經理為此破口大罵。 “如果這就是你對生命的重視”艾利反駁說,“我辭職”。

在香港和上海,業務不斷推陳出新

文章從另一個側面指出,1864年族長去世後,大衛·沙遜的精力開始消散,在英國尋求地位是一個主要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艾利後來他的兩個兒子勞倫斯(Lawrence)和賀理士(Horace)也相繼加入沙遜家族,在財富和影響力上都能與沙遜夫婦相媲美。嘉道理家族為香港帶來了電力(或者說是他們常說的“電能”)。後來,在上海,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和他的著名新娘宋美齡就是在嘉道理家族的大華酒店(Majestic Hotel)舉行婚宴的。不過,沙遜家族還是出現了最後一個競爭對手—維克多•沙遜(Victor)— 一個充滿魅力與智慧的跛腳花花公子(人稱“翹腳沙遜”)。他創建具有藝術裝飾風格的華懋酒店,於1929年在上海外灘開業,立刻使大華酒店黯然失色。華懋酒店的蒙面舞會成為傳奇之作。

維克多擯棄了企業過去對巴格達家族的依賴,轉而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管理團隊。正如前《華爾街日報》的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在《最後的上海王》(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沿著外灘走”。這就是為什麼蔣介石的國民黨不能像對待中國商人那樣撼動沙遜、嘉道理或其他外國企業的原因。國民黨需要西方的貸款和批准,才能在一個四分五裂的土地上鞏固權力。

文章結合時代背景繼續指出,對於被稱為“上海人”的外國居民來說,撕裂中國的力量充其量只是背景;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自己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海現在是一座魅力之城,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入住華懋酒店,英國劇作家諾埃爾•科沃德在酒店的浴缸裡寫下了《私人生活》,華里絲•辛普森( Wallis Simpson)在此獲得了誘使國王(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下台的房術技巧。

文章引用兩本書作者的觀點指出,這座城市進行就像沒有明天一樣的狂歡。考夫曼先生很好地再現了那個時代,費城聖約瑟夫大學的詹姆斯•卡特也是如此。在《冠軍之日:老上海的終結》中,卡特先生以一個異常敏銳閒逛著的眼光,透過曾經的上海賽馬場(現為人民公園的一部分)講述了上海的故事。卡特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嚮導,為遊客找尋一個久違的城市。他寫道,理想中的上海人是海外的英國人,“但此分類是靈活的”。這兩本書都是關於強權者利用環境招致戰爭和社會變革時的警世故事,用卡特先生的話說,這兩本書都很有警示意義。

明天並不總是到來,戰爭開始

文章借用書中原話指出,因為很快就發現,已經沒有明天了。上海人將大街上中國人的屍體在他們的視野中抹去。只有像艾米麗•哈恩(Emily Hahn)這樣的美國作家,也是維克多的情人,才會注意到這座城市的財富是建立在“一堆吃不飽飯的苦力身上”。中共上海成立並非偶然,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殘酷鎮壓得到了上海人的認可。

那時,其他威脅也在頭頂盤旋。 1937年,日軍佔領了上海華界(見上圖);一枚炸彈將華懋飯店炸的面目全非。 1941年12月襲擊珍珠港後,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翌年,賽馬被暫停。一位美國海軍指揮官搬進了維克多的套房;在香港,嘉道理家族傳說中的半島酒店成了軍事總部。

文章援引考夫曼先生所述指出,在這些艱難的歲月裡,無論他們的財富是建立在怎樣的原罪之上,兩個家族都進行了自我救贖。維克多和賀理士聯手為逃亡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庇護。他們建立了學校、作坊和食堂,並籌集資金(卓別林捐贈了電影《大獨裁者》的全部收益),甚至與貪婪的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危險的談判。即使上海變成了骯髒的地獄,18000名猶太難民中沒有一人受到迫害。

文章回到戰爭結束後四年指出,中共奪取了政權。他們關掉了上海的燈,那裡是外國罪惡的巢穴。維克多•沙遜的財產被徵用,他咒罵中共,將產業遷往巴哈馬。相比之下,勞倫斯和賀理士•嘉道理則在香港重新開始。勞倫斯的“電能”催生了九龍附近的紡織廠,這些紡織廠是逃亡來港的上海實業家們建立的,從而開啟了香港戰後的繁榮時期。兄弟倆上了寶貴的一課:不要忽視那些最底層的人。溫文爾雅的賀理士傾盡畢生精力致力於幫助在港華人難民建立小型農場,提供補助、貸款、種子和更好的豬種。嘉道理的名字在新界農村備受推崇。

文章強調,嘉道理家族從來沒有批評過共產黨,也沒有批評過沒收他們的財產。 70年代末,中國開始開放,有人悄悄地把上海紅衛兵撕掉的艾麗的墓碑換了下來。在北京,勞倫斯通過讚揚中國的經濟政策和告誡香港的民主來取悅領導人。今天的上海再次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卡多里夫婦又回到了外灘。而如今,對岸浦東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讓曾經天際線相形見絀:誰主沉浮,不言自明。

文章最後強調,然而,另一則警示故事即將在香港上演嗎?中共本週實施了一項嚴厲的港版國安法,使得香港與大陸的獨裁統治再無任何區別。嘉道理的繼承人— 作為目前香港最大的發電商— 竟然對此表示贊同,他們說穩定壓倒一切。但他們忽視基本不公的做法在上海沒有成功,在香港也未必能成功。中共國安法意在將民眾的不滿分流,企圖蒙混過關,而與此同時,許多香港老人晚上撿紙板以換取微薄的收入。香港富豪和官員們面已經熟視無睹,故事肯定不能就此結局。

評: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一年多,中共實施港版惡法後,已有數百人遭逮捕。面對中共的暴行,香港富豪、官員和少數精英選擇出賣靈魂向惡政妥協,換取短暫的安穩,但大部分熱愛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絕對不會妥協和退縮!世界各國包括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和豪門貴族,已經覺醒,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曾經的悲劇不會再重演。近日,美國參眾兩院火速通過法律,制裁中共官員。包括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內的美國高層已公開宣稱CCP撒謊,人民死亡(CCP lies Americans die),全球滅共力量已迅速集結,中共惡政土崩瓦解頃刻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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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報導:wenyin文因
校對整理:瑞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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