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散佈恐懼,港人退縮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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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702/1472298.html )

據美國外交家雜誌報導,中國大陸的人權律師、勞工組織者、反歧視倡導者、批判性記者和網絡意見領袖,幾十年來他們都將香港視為一個不完美但更自由的樂土。香港為中國維權人士提供了一線希望。在這裡他們可以公開參與街頭抗議,可以談論人權,可以參加紀念64活動。對中國的許多底層激進人士來說,希望有一天大陸人民也可以聚集起來批判政府,而不用擔心被捕或失踪。

2020年7月1日,隨著香港《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原來的一絲希望全部破滅了。該法令將分裂、顛覆、恐怖主義或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活動定為犯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類似的國家安全條款相呼應,可是這些罪名的界定故意模糊不清。這種模糊性放大了它們的寒蟬效應,果然港人人人自危。

眾所周知,中共政府一貫以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為幌子壓制反對聲音。中共政府的專制機器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他們可以向抗議者的家人和在宗教領袖施壓,逼他們低頭服軟。他們還可以威脅房東驅逐這些房客。當非強硬手段失敗時,他們就僱傭暴徒毆打。所有這些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當地政府執行的。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引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先發製人鎮壓民間社會運動人士來的聲音。 2015年,中共政府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意識進行了全面清理,709打擊維權律師,解散基層勞工組織和家庭教會,以及逮捕網絡意見領袖。也是這一年,在香港銷售類似於中共領導人小報的出版物的瑞典書商桂民海(音譯)被”失踪”,卻在中共國家電視台上重新露面,承認了肇事逃逸的罪行。這些”編排和導演”的審判逼迫這些人權律師和底層勞工積極分子公開認罪,聲明他們背叛了祖國,並與”敵對勢力”勾結並且還要流淚道歉。

2018年,幾十名自稱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學生到中國南方支援工人罷工。他們還沒來得及參與活動,當局就來到他們身邊,突襲了他們的住所,四名學生領袖失踪。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據說在視頻中認罪,為批評中共而道歉。如果一小撮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而不是民主原則–的大學生被失踪,那麼,香港的這些不聽話的大學生未來會怎樣呢?

這時港人不禁要問,香港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是否會像在內地一樣“靈活地“執行香港的《國安法》?他們會不會使法律變得更有壓迫性?會不會把內地那種不合理的、私刑手段帶來香港,成為執法工具?

《國安法》的影響也超越了中共國界。 《國安法》第三十八條將涵蓋範圍從香港人擴大到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從事有可能破壞中共國家安全的活動都適用。因此,支持香港運動的外國人士很可能會採取防範措施。人權組織、宗教組織和其他”敵對的外國勢力”從香港流向台灣和其他更安全的地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些組織中的許多人都把香港視為影響中國維權活動的重要陣地,他們的離開將進一步孤立中國大陸被完全包圍的維權人士。這已形成惡性循環。

更諷刺的是,隨著《國安法》的頒布,香港人現在必須向大陸的底層激進人士學習如何應對集權政權。他們的創意策略無奇不有,比如拿著白紙貼在臉上表示對不能發聲的抗議。逐漸的,隱藏政治信息的微妙反抗藝術可能會傳播開來。他們會在社交媒體上表演,以隱秘的方式來抗議法律程序。他們將學會瞭如何在人群中傳播自己的聲音。最重要的是,他們將從大陸幾代中國激進人士的勇氣和犧牲中汲取教訓。香港人的反暴政鬥爭將繼續下去,即使他們沒有選擇必須藉鑑大陸激進人士的自我審查和戰略技巧的樣板。

譯評:《國安法》堂而皇之地在香港播撒恐懼。它不僅是字面上的嚴刑峻法,而且可以在實踐中隨意裁決、選擇性執法。不過,恐懼歸恐懼,香港人卻沒有退縮,他們的反暴政鬥爭轉入地下,從未停止。香港人永遠都是我們民主運動進程中的耶路撒冷!

原文鏈接

翻譯報導:二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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