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自由黨政府的無所作為正中中共下懷

喜馬拉雅聯盟加拿大農場坐看雲起時

圖片來源:Youtube

8月12日加拿大著名的專欄作家Terry Glavin在《國家郵報》強烈地抨擊了當前國際形勢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應對中共的駝鳥政策。他在文中指出,特魯多政府的無所作為,拒絕承認自己現在面臨的困境,是因為無法從道德倫理層面上認識到加拿大面對中共國的卑微。

倫理學家和道德哲學家們提出的”電車問題”雖不足以涵蓋當前特魯多政府在應對中共綁架和監禁加拿大人邁克爾-科夫里格和邁克爾-斯帕弗爾,以及應對中共政府悍然挑戰僅餘不多的國際規則時面臨的所有困境,但它仍極具有指導意義。

最簡單也是最廣為人知的電車問題是一輛失控的有軌電車正朝被綁在鐵軌上的六七個人衝去,你控制著換軌開關。如果你不拉它,這六七個人就會死。但如果你拉動開關,電車就會轉換到另一條鐵軌上,殺死站在這條鐵軌上的一個人。

在這個公認的兩難選擇中,拉動開關將殺死的是在2018年12月被中共國安綁架的科夫里格和斯帕弗,此前加拿大剛剛應美國司法部的引渡請求拘留了中共的”國之重器”,電信巨頭華為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在其溫哥華蕭克尼西區所擁有的豪宅中等待時機,而她的律師團隊則竭盡全力地利用加拿大法律的每個條例來避免她被引渡到美國。

如果不拉閘,那六七個人就會被殺,這六七個人不僅包括無數在中共對香港這個半自治城市發動的殘酷鎮壓下面臨著被逮捕、被判無期徒刑威脅、被消失的香港民主抗爭者,還包括新疆的一百多萬穆斯林,他們正在遭受大規模的拘禁和被徵召為奴,其迫害規模之大自二戰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以來所未曾見。而這只是這六七個人所代表的比較明顯直接的例子。

週二,在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科夫里格和斯帕弗的案子作為一個電車難題,以一種特別荒唐的方式出現了。自由黨議員Peter Fragiskatos暗示國際特赦組織關於加拿大對香港受威脅的民主人士進行的營救行動是輕率的,他說這樣的行動將影響加拿大為釋放科夫里格和斯帕弗所做的努力。

而事實上,加拿大為解救科夫里格和斯帕弗所做的努力是可悲的、極其令人尷尬和災難深重的失敗,但這一切完全沒有在證詞中體現出來,也沒有人在意。在大赦國際與加拿大香港聯盟、加港連線和人權觀察的代表向委員會提出的措施中,有一項是:政府應該盡快為香港的高危民主活動人士掃清一條來加拿大的道路,並利用《為外國貪官受害者伸張正義法》制裁和凍結香港最惡劣的侵犯人權者的資產,包括北京的重要傀儡–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Fragiskatos特別針對提問:”如果加拿大按照這些方針採取行動,這兩個Micheal的前景如何?””如果這些舉措將大大降低釋放科夫里格先生和斯帕弗先生的前景,這樣做合理嗎?”

這是一個有趣且相當顯見的問題,加拿大應該與其盟友合作,遏制和控制中共的暴行。但Fragiskatos早有自己的答案。 “如果加拿大政府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想知道在中共國的加拿大人,即兩個邁克爾的後果。”

這就是特魯多政府無能也無力應對中共對國際秩序毀滅性威脅的完美總結。正是這個建立在規則上的國際秩序在過去75年左右的時間裡,保障了加拿大的和平與安全。現在加拿大卻站在一邊,無以應對。僅僅在兩個Michael 被綁架時就該意識到的,加拿大已不可避免地陷入的嚴重道德危機事件和與中共對峙的選擇題。重要的是,加拿大所面臨的是一個特魯多政府完全沒有正確理解到的道德困境。

這與我們看到的WE Charity和SNC-Lavalin醜聞中的問題是一樣的,還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年前特魯多去阿迦汗的私人島嶼度假時被發現違反了《利益衝突法》第5、11、12和21條的事件,他一直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前議會道德監督員瑪麗-道森上個月嚴肅地指出,遵守道德行為要求對特魯多來說並不是源自本性的事情。道森認為”一個人不會兩次做同樣的錯事,“更像是存在盲點或其它問題。 ”

所以加拿大並沒有拉動軌道開關,甚至還沒有去開始考慮電車該走哪條軌道。特魯多政府只是站在那裡,或拒絕承認它目前所處的困境,或是根本上無法從道德倫理層面上認識到當前加拿大面對中共的卑微地位。一組軌道上是科夫里格和斯帕弗。在另一套軌道上,是成千上萬的加拿大人,他們正受到中共及其代理人的追捕、恐嚇和威脅。正如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周二所警告的,中共單方面強加於香港的法律,並不僅僅針對香港人,而是針對全球所有人,不論國籍,不論所處何地。

所以,加拿大隻是呆站在一邊,時不時地把外交部長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拉出來,表達一下對事態的擔憂、失望和不滿。

而這也正是習近平的中共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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