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票專欄】 《商君書》選讀(5)連坐與告密

作者:三票先生Mr.3rights

原文: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訟,很剛之民不鬥,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選自《商君書·墾令第二》)

譯文:用重刑而且建立連坐制度,這樣心浮氣躁的人就不敢嚷嚷,凶狠強悍的人就不敢爭鬥,懶惰的人也不敢到處遊蕩,奢侈浪費的人也不敢揮霍,心懷叵測的人就不敢生變。

原文: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選自《商君書》禁使第二十四)

譯文:利害不同,才是君王實行連坐的根據。好的統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掩蓋罪惡,不能因為是親人就(替他隱瞞)不傷害他,民眾不得互相隱瞞罪行。

解讀:商鞅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公開提出連坐制度。商鞅把民眾組成小的單位,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如果其中一家違反商鞅定的法令,那麼除了該家全家受罰外,其餘幾家均受罰,這就是連坐。要想免於處罰就得提前舉報。前線的將士如果打敗仗或者投降,後方的親屬跟著受處罰。商鞅的做法破壞了民間樸素的鄰里關係以及家庭倫理關係,破壞了戰爭倫理,民眾除了自己謹慎不違法,還得盯著家人和周圍鄰居不犯法,一有疑惑為了保護自己就告密,讓民眾互相提防,民間由互愛模式變成了互害模式,統治階級就可以高枕無憂。而將士就得拼死打仗,秦軍變成虎狼之師橫掃天下,成了統治階級對外擴張的砲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鞅的連坐政策第一個受害的就是他自己。秦惠文王上台後通緝抓捕商鞅,商鞅四處逃亡,夜裡要住旅店但不敢出示身份證件,店主說:商君有令住店需要身份證件,否則屬於違法全村都得連坐受罰。致使商鞅無處藏身,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由來。秦惠文王抓捕了商鞅後,除了將他本人五馬分屍外,還用商鞅自己制定的連坐的法律殺了他的全家。

按商鞅的連坐法律,犯了重罪的人除了殺其本人全家外,還要滅三族,就是父親家族、母親家族和妻子家族。早在夏啟商湯之時就有“罪人以族”的說法,就是將犯者連同其子一起處死,這是最早的滅族的記載。商鞅之前秦國已經有了滅三族的做法,但是明文寫成法律的是從商鞅開始的,商鞅正式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滅族的刑罰。商鞅之後秦國的法律更加嚴酷,從滅三族發展到了滅七族,刺殺秦王的荊軻就遭到了滅七族的酷刑。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朝後繼承了秦國的刑罰,秦朝著名的丞相李斯就遭到了滅三族的刑罰。到隋煬帝楊廣時代,滅族的刑罰擴大到滅九族,這就是成語“株連九族”的由來。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篡位後要大儒方孝孺給他寫即位詔書,方孝孺拒絕為他站台,遭到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滅十族的處罰,第十族就是方孝孺的學生弟子。

告密是連坐的孿生兄弟,自商鞅起,伴隨著連坐刑罰的是中國系統性的告密文化的興起,以國家機器為名用法律公開地系統性地獎勵告密。漢武帝因為窮兵黷武國庫空虛,他頒布了“算緡(min)令”徵收富商的財富,還鼓勵民眾告密民間隱匿財富者,告密者可獎得財富的一半,致使告密者絡繹不絕。此舉不僅毀壞了民間商貿業,而且毀壞了民風毀壞了誠信,很多人不務正業專門靠告密謀財。唐武則天將中國的告密文化推向了又一個頂峰,她因為篡了李唐政權,名不正言不順,為了堵住反對她的悠悠天下之嘴,專門設立一個叫“銅匭(gui)”的器具,類似於現在的舉報箱,而且還頒布詔書鼓勵告密,不管告密是否屬實,均可受到朝廷隆重接待,還可以升官發財,於是天下興起告密之風,酷吏橫行。明朝時期專門設立了東廠西廠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專門刺探情報,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接受並獎勵告密。清朝時期設立了密摺制度,皇帝給一些大臣以密摺奏事之權,也就是秘密上奏,實際就是告密。是否有密摺奏事之權成了官員身份的一個像徵。

到了中共紅朝時期,連坐和告密被發揮到了極致。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高官顧順章叛變,中共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恩來帶領中共特工將顧順章全家,連同傭人、司機甚至偶然到訪的朋友共47人勒死並埋屍。中共建政後將中共不滿的人打成“地富反壞右”,其子女親屬均受牽連,在升學、就業、婚姻等方面均受到很大影響,波及上億人,造成了幾代人心中永遠抹不去的傷痕。後來連坐的不僅是家人族人,還擴展到門生故吏,文革時期打倒劉少奇,除了劉的所有親屬受株連外,劉少奇一案牽連的官員多達數万人。至今中共中紀委辦案,幾乎都是先從被調查人的家屬、下屬下手,中共往往拿家屬的安全逼迫當事人屈服認罪。中共在處理上訪或者法輪功事宜時,除了迫害當事人,還威脅當事人的親屬,如果不能勸說當事人放棄和配合,就威脅解除其親屬的工作。中共脅迫郭文貴先生採用的也是連坐的手法,將其家人、員工拘禁並酷刑折磨,郭先生的母親就是這樣被迫害折磨致死。很多海外華人之所以不敢參加爆料革命,或者參加了爆料革命但不敢露臉,就是因為擔心中共的連坐會連累國內的親友家人。

中共的告密文化由來已久,在中共初期的“AB團”事件和延安整風時期就已經盛行。延安時期毛為了打擊王明張國燾和周恩來,爭取中共盟主地位,重用酷吏康生,用殘酷的刑罰逼迫並鼓勵黨內互相告密和揭發。篡政初期鄧小平陳雲向毛澤東告密高崗,致使高崗遭到整肅而鄧陳得以高升。反右時期知識分子之間互相告密,最著名有胡風和著名作家舒蕪之間的互相告密和揭發,還有吳晗告密大右派章伯鈞和羅隆基,吳晗為此升官為北京市副市長,但是在文革時期受迫害自殺身亡。文革時期中共將全民捲入到階級鬥爭的絞肉機中,告密之風蔓延到全社會,中共甚至鼓勵大義滅親,造成夫妻揭發父子反目等違背人倫天理的現象,最著名的有16歲的紅衛兵張紅兵夥同其父親張月升舉報母親方忠謀,他第二天目睹母親被判處死刑拉向刑場,上演了一場人倫慘劇。1986年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向鄧小平舉報方勵之,致使方被整肅而錢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7年中共整肅胡耀邦時,被胡一手提拔的下屬王兆國反戈一擊揭發胡。8964後,尤其是習近平掌權後,中共為了管控大學師生的思想,在大學生中暗中培養了眾多眼線,中共稱之為“學生信息員”,舉報學生中的異端思想,甚至舉報教師,眾多大學的教師因為沒有完全按照中共規定的內容講課遭學生舉報而被開除。最近這股風甚至蔓延到了中學。

因商鞅的連坐和告密,中國社會自商鞅的秦帝國到共產紅朝2300多年,官場的大小官吏,民間上至知識分子教授科學家,下至莘莘學子販夫走卒,告密成風,人倫盡失,整個社會在互害模式下運行。商鞅是一個該被歷史詛咒之人。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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