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拜登總統“文化常態”論的幾點質疑

加拿大多倫多楓葉農場 薇文

校對 上傳 小鷗

圖片來自 mediamatters.org

美國總統拜登週二(2月16日)在回答CNN主持人安德森·庫珀(Anderson Cooper)向他詢問與中共黨魁習近平最近的對話時,他回答:

“你知道,中(共)國的領導人,如果你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話,一直以來,中國總是在內部不統一的時候,遭受戰亂蹂躪外部入侵。”

“所以習近平的核心——這是大大的誇張——核心原則是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嚴密控制的中(共)國。而他所作的都是基於這一原則,他用他的理念做事。 ”

“我向他指出,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如果不反映美國的價值觀,他就不可能繼續擔任總統。基於這一點,我不打算說反對他在香港和對中(共)國西部地區維吾爾人的所作所為,還有台灣,我不會強硬地使其結束’一個中國’政策。——我說——他說他——他明白了。在文化常態上,每個國家和他們的領導人都遵循不同的規範。

拜登此番話驚世駭俗,更是讓海外華人驚詫莫名。

他似乎很了解中國歷史,認為中國內部的分裂總是招致了外敵入侵,而且中共對香港人的鎮壓和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都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大一統理念下自然而然的事,不必大驚小怪,並稱每個國家“在文化常態上都有不同的規範”。

作為中國人,對拜登總統的此番言論有以下三個方面質疑。

一、歷史上“中國內部”和“中國外部”

首先,民國之前,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國家(country & state)的概念,只有朝代更迭。一個朝代滅亡並不意味亡國,只是統治者更替而已。歷史上除了漢民族為主的王朝外,還有很多少數民族政權也在中原建立朝代,比如元朝和清朝,都屬於朝代更替範疇。與英國歷史上從約克王朝更替到多鐸王朝再更替到斯圖亞特王朝類似。

在中國古籍中出現的“國家”一詞,並不是拜登總統所理解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含義,只是指某個姓氏家族形成的王朝,也就是“國”和“家”的合併。秦朝(公元前221年)後至今,​​中國百姓仍沿用歷史上的“某國人”稱呼,如湖北省一帶的人,常稱“楚人”,山東人則是“齊人”等。也就是說“中國”一詞,在歷朝歷代有不同的內涵。既然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國”,也就沒有拜總統所理解的的“中國內部”與“中國外部”之分,因為兩者在不同的朝代可以轉換。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齊國、魏國、趙國、燕國、韓國和秦國,在當時都屬於其中一國的“外國勢力”,但楚、齊、魏、趙、燕和韓這六國,被秦國占領後,都屬於“中國內部”了。

故此,拜登總統所說的歷史上中國的“內部”和中國的“外部”,是似是而非的理解,不知道的他好朋友、小學生博士習近平,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比美國總統又多了解多少。

二、中國歷史上遭外族入侵前、後

֍ 中國歷史上,什麼情況下最易遭外族入侵?

在北宋 (960–1127年) 末年,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務都交給手下奸臣。奸臣們大興黨禁,排斥異己,迫害忠臣,致使正直的大臣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同時,朝廷大肆集權,地方官員都由中央派遣,地方財富全部轉運到中央,致使地方更無存儲(制錢穀)。強乾而弱枝,地方平常就很艱苦,一旦有難,更是不可想像。所謂宋代的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而地方則日趨貧弱。地方貧弱,所以金兵南下,只要首都汴京(開封)攻占,全國瓦解,難以抵抗。

因此,歷史上中國,總是在朝廷最腐敗無能,底層百姓最苦不堪言的時候遭到外族入侵,而絕非拜登總統所說的“中國總是在內部不統一的時候,遭受戰亂蹂躪外部入侵”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不可犯常識性錯誤,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否則真的地位不保,被“習總加速師”超越。

֍ 被外族入侵後地中華民族就滅亡了嗎?答案是否。

中國3000多年的朝代更迭,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斷地融合與分裂的過程,由此帶來中國各朝代的疆域的變化,造成作為一個王朝的“中國”,天然具有多民族複雜爭端的特性。現以元朝為例談談外國入侵。

元朝(1271-1368年)是外國入侵宋朝疆域後建立的王朝。當時已有65年曆史的“大蒙古國”,相繼消滅了北宋和南宋朝廷後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 (見下圖)。 1271年,第五代大蒙古國大汗忽必烈,取漢文國號為“大元”,蒙古語國號為“大元大蒙古國”,定都於漢地大都 (今北京市)。 “1279年,元軍攻滅南宋殘餘勢力,統一整個中國。” 【1】

元朝疆域 圖源:artsmia.org/art-of-asia/history/chinese-dynasty-guide.cfm

根據百度百科,忽必烈於“1279年,徹底滅亡南宋流亡政權,結束了自唐末以來長期的混亂局面……元朝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疆域超越歷代.. ….元朝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較繁榮。元朝時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旅等絡繹不絕。在文化方面,期間出現了元曲等文化形式,更接近世俗化。”

由此可見,中共國自己編撰的歷史,也承認了中國歷史上這個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並給予不俗的評價。此外,清朝也是外族入侵後建立的王朝,被中共宣傳為“康乾盛世”,而成為中共影視界的“金礦”。

“外部入侵”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佔有宏大的篇章,是誰也無法抹去的事實,尤其近代,香港被英國殖民佔領後直到回歸之前,已發展成法治完備、金融發達、生活富裕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業港口之一。反觀中共國大陸,在中共七十多年大一統奴役下的人民,已成為幾個利益集團的奴隸。

請問拜登總統,假設您是中國人,是願意生活在被“外部入侵”地香港,還是生活在您好朋友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

三、雙重標準的言論——“種族滅絕”因文化而有不同標準

“我不打算說反對他(習近平)在香港和對中共國西部地區維吾爾人的所作所為,還有台灣,我不會強硬地使其結束’一個中國’政策。……在文化常態上,每個國家和他們的領導人都要遵循不同的規範。” 聽了拜登總統這番話,人只要稍有點良心,都會怒不可遏。為什麼?因為中共對人對己一貫使用的雙重標準,已被自由燈塔國的總統信手拈來,游刃有餘。

美國政府已經認定中共對100多萬新疆維吾爾人犯下“種族滅絕”罪,但拜登總統因為各國文化差異的緣故,似乎對此罪不屑一顧。按拜登總統的文化差異標準,請解釋以下事件:

֍1991開始的前南內戰中,拜登最早呼籲解除對波斯尼亞穆斯林武器禁運,迫使布什政府武裝波斯尼亞人,對付米洛舍維奇支持的塞族人;拜登支持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拜登是調查戰爭罪行的政策制定人。拜登與米洛舍維奇面談時,稱他是“一個該死的戰犯,你應該被當作戰犯來審判” 。

拜登脫口而出米洛舍維奇是被詛咒的戰爭犯 圖源: Google

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拜登呼籲克林頓總統動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包括地面部隊,就南斯拉夫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行動與米洛舍維奇對抗。

拜登自稱,90年代中期他對巴爾干政策的影響、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在外交政策事宜上“最為自豪的一刻”。

綜上,請問拜登總統,20年前米洛舍維奇的“種族滅絕”罪行,與現在您眼裡的習近平所代表的中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徑,有什麼不同?

֍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是參議員的拜登先生,“成為了民主黨領導的反校車運動鬥士”。拜登反對用“廢除種族隔離的巴士”(desegregation busing)政策,將學生載送到當地學區內外,來緩和種族隔離政策帶來的影響。

拜登在澄清自己觀點時稱,並非反對校車政策本身,而是反對教育部門對該政策的強制推廣。為此,拜登不惜與南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結盟、與自由派共和黨人發生衝突,甚至讓自己黨內的一些領導人反對校車政策以作為消除種族隔離的工具。

既然拜登總統如此強烈反對強制推廣的政策,為什麼對中共新疆實施的集中營式的強制隔離政策,卻欣然接受?更何況還是拜登總統畢生反對的種族隔離政策?

֍中國新疆的大部分維吾爾人是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的穆斯林,他們與猶太教、基督教一樣,是僅有的信仰獨一真神(al)的三大宗教之一他們認為耶穌是前代的彌賽亞、先知、偉人和上帝的使者。追溯宗教信仰,都屬於亞伯拉罕的血脈。

作為天主教徒的拜登總統,難道能否定自己與維吾爾人在信仰上是同根同源同血脈的嗎?難道拜登總統與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中共更有文化上的認同感?

結語

拜登總統把中共對中國土地上的所有民族的迫害,說成是所謂“歷史的”、“文化的”原因,完全無法自洽,並且是為獨裁者開脫和遮掩。對自己失當言論所引起的軒然大波,拜登總統或許不會向公眾作任何解釋,但歷史會記下是非功過,醜陋的不可告人的陰謀總會在陽光下徹底敗露。拜登以為替中共擦屁股能得到習近平的感恩戴德,但恰恰相反,終有一天他會被中共和民主黨當做棄子拋棄。

參考文獻:

[1] https://twitter.com/JackPosobiec/status/1361890213669310464

[2] “He met the ‘Balkan butcher'” / When Biden blurted out the truth in Milosevic: You are a cursed war criminal

[3] Desegregation b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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