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海軍擴張背後的港口運營商

新聞來源:《ASPI》| 作者:Charlie Lyons Jones and Raphael Veit | 發佈時間:2021年2月18日

翻譯/簡評:鄉間小路| 校對/審核:萬人往| Page:Daoiii

簡評:

中共國國有企業,例如中遠和招商局這樣大名鼎鼎的海外港口運營商,實際上是中共在境外的勢力體現,公司的高層組織架構中有來自中共高層(像公安部,統戰部)的黨代表。中共在法律上要求公司協助執行情報蒐集、國防動員等任務。

中共不等同於中國,黨為私,國為公。中共在宣傳上自然不會承認中國國有企業是黨的私產。但事實上,當中國國有企業在其組織結構中發現了中共黨支部的時候,當中國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由黨的代表兼任的時候,國家資產就淪為了黨的私產,因為公司的一切決策都要符合黨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和中國人的利益。現在大概沒有多少中國人對國有企業裡的黨委書記這一職務感到新鮮的,那麼中國國有企業作為國家資產被黨據為私有的事實,是中共怎麼也抵賴不掉的。中共對中國人的欺騙手段不一定多麼巧妙,多一點點獨立思考可以認清中共的謊言。

黨領導一切

原文翻譯:

中共國海軍擴張背後的港口運營商

中共第一任領導人毛澤東曾經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的話透露出關於中共政府系統的一個基本事實——處於統治地位的政黨擁有自己的軍事羽翼,即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的士兵宣誓保衛中共,而不是中華民族,這表明軍隊的首要任務是保護中共這個黨的利益。中共的終極目標是確保自己能全面地影響中華民族,以至於人們不能把中共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區分開來。從這個角度看,人民解放軍最終扮演著保護中共和保衛中華民族的雙重角色。

就像中共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一樣,它也有自己的商業勢力,這種勢力在所有中共控制的強大的國有企業中都有植入。這些國有企業以混合模式運營,尋求商業投資賺取利潤,同時實現中共國的國家利益。在法律層面上,中共要求國有企業在公司架構的最高層設立一個黨支部。而且,董事會的高級成員像常務董事,在國有企業的黨委裡面兼任職務。這種組織結構確保國有企業進行的任何商業投資,都為公司、國家、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利益服務。

習近平加快了黨在國家、軍隊、民族和商業方面的主導性。中共國企業被期望做黨的工作,即便這意味著公司要和人民解放軍的武裝部門合作,或者和統戰部這樣從事政治鬥爭活動的部門共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正試圖把黨紀嚴格地施加到中共國國有企業身上,對於在境外的公司,中共也試圖來這一套。

我們的新ASPI報告《跨越海洋:中共國海軍擴張背後的港口運營商》,探索了中共國的兩大海事國有企業跟中共的政治力影響組織、紀律機構和軍事化組織人民解放軍之間的聯繫。

中遠和招商局兩家公司在海外港口運營和國際海運物流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他們正受到中共的嚴厲管控並且越來越願意保護黨在海外的利益。中遠三分之一的員工都是共產黨員,公司黨委的一名成員是來自中共國公安部和中共統戰部的紀委。招商局同中共也有深度的聯繫,一名黨委委員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紀委任副職,並且可能與兩名現任政治局常委有密切的工作關係。

習近平力圖全面控制中共國的國有企業,這對那些對外國投資持開放政策的國家有深遠影響。在習之前,中共和國有企業的融合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可以通過要求在一國的外國投資審查過程中進行調查、提高透明度和披露來改善。。現在,隨著習近平開始加強對中共的控制,使用國家力量中的強製手段,這些措施不再管用了。

中共國國內的法律要求中國公司協助參與情報收集和國防動員。我們應該這樣理解中共國的國有企業,他們遵守中共對他們的一切所謂的合法要求,協助執行和平、戰爭、或介於二者之間灰色地帶的任務。

確實,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中共國國有企業已經提供了這種支持。例如,中遠擁有自己的民兵組織,他們有能力實施諸如海事監視、打擊海盜和搜索營救這樣的準軍事活動。一家中遠合資企業也曾參與將中國遊客帶到人民解放軍在南中國海爭議區域非法建造的設施附近的活動。中遠在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活動,也得到了中共統戰部開展的“積極手段”的支持。看起來中遠正在發展能滿足中共需求的能力,以協助參與情報工作、國防動員或者灰色地帶活動。

澳大利亞和與它有著相同價值觀念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和日本,對中共國在海外的港口運營再也不能走被動反應的老路子。中遠和招商局在海外共運營36個港口。如果中共國國有企業攫取再多一些的港口控制權,北京當局將會取得進入世界上最關鍵的航運連接點和物流樞紐的通道。在戰時,那將對行動自由造成極大危害。澳大利亞和它的盟友需要這種行動自由以保護他們的海洋利益和海運線交通。

然而更緊迫的是,要優先在那些輕易就把像港口這樣的關鍵基礎設施交給中共國國有企業的國家,建立起對中共的抵抗力。中共的脅迫不一定表現為在戰爭即將爆發前,先由人民解放軍矢口否認會奪取港口;也不一定表現為對港口電子基礎設施的蓄意網絡攻擊。在習的統治下,中共更願意依賴像統戰部這樣的機構,由它們去精心組織“積極手段”,從而損害一個國家的主權決策。中共國國有企業或許不是這種活動的背後驅動者,但是它們是這些活動的媒介。

為幫助建立應對中共政權脅迫的國家抵抗力,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有一些可用的方法。他們首先可以通過“藍點網絡”制定國際港口戰略。“藍點網絡”建立於2019年,它為高質量基礎設計項目制定標準。堪培拉、東京和華盛頓當局應使用該網絡創建一個關於國際港口運營和投資的“米其林指南”。然後,他們可以將在關鍵基礎設施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外交人員派往世界各地的協定戰略地點,針對中共國有企業支持的投資推動藍點替代方案,就如何應對外國干預提供建議。

澳大利亞和其合作夥伴沒有力量來改變中共的本性,因此和北京當局實打實的競爭並不是一個好策略。但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在面對習近平所慣用的強權手段時反應更強硬的世界。為達這個目的,需要一個得當的配套戰略,它將使中共在繼續尋求物流樞紐的過程中,面臨更大的難度。中共需要這些物流樞紐以增加人民解放軍在海外的存在,確保其在戰時或灰色地帶運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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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英國倫敦喜莊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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