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票專欄】從新的角度看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

作者:三票先生Mr.3rights

維基百科對“文明”一詞是這樣解釋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來源於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義,引申為“分工”“合作”,即人們和睦地生活於“社會集團”中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以及到達這一狀態的過程。對“文化”一詞是這樣表述的: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的人所形成的一種約定成俗的潛意識的外在表現;文化實際上包含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是社會價值系統的總和。

由此可見文明和社會制度有關,是屬於製度文化的一部分,有文化不一定有文明。那些瑪雅曆法、歐幾里得幾何、冶煉技術等科技範疇的事項屬於物資文化,三大宗教等宗教事項應該屬於精神文化,都是“文化”的範疇。這很好理解,科技就是工具,掌握在中共這樣的壞人手裡就是作惡的工具,一點談不上文明。而像伊朗這樣的邪惡國家信奉伊斯蘭教,說明宗教也和文明沒有必然關係。我們日常慣用的詞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實際應該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這裡“文明”一詞被“文化”偷換了概念。用一個數學上的概念來比喻,文化是“標量”,而文明是“向量”或者“矢量”。

評價一個社會制度有很多種角度,從文明角度來評價,就只有民主、專制和介乎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威權三種,而民主與專制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如何維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因此我們只有從這個維度來理解文明,才能準確地把握文明的本質。另外,如果只是在理論層面提出個人權利而沒有相應的社會實踐,比如孟子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是自從孟子提出後,從來沒有實現過,那隻是一種空想,這樣的理論也只是屬於學術研究層面,屬於文化範疇。

人類社會第一次對維護個人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有系統表述並付諸實踐的,當屬1215年簽署的英國《大憲章》,這是人類文明的起點。1215年《大憲章》最重要的條款是其第三十九條:“除非經過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者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和囚禁,或被奪取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明確限制國王(政府)權力保護個人自由、財產和生命權利的法律文件。1217年《大憲章》又增加了保護貴族財產、議會限制國王徵稅的條款。其後四百多年英國議會和國王的鬥爭不斷,《大憲章》反復修改和頒布多次,逐步成為英國政體的基石。

2015年《大憲章》頒發800週年之際,1217年抄本的《大憲章》原件在全球巡迴展覽,中國也是展覽地之一。但是展覽地點兩次變更,北京的展覽地點從中國人民大學變成了英國駐華大使館,上海的展覽地點從觀复博物館變成了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場地比原來縮小了很多倍。中共害怕人民知道英國人民早在800年前就有了那麼多權利而政府權力受到限制,上演了一出葉公好龍的鬧劇。

1688年英國爆發光榮革命,1689年英國頒布《權利法案》,明確規定:國王不得乾涉法律,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人民有向國王請願、佩帶武器自衛、選舉議會議員的權利,國王不得乾涉議會的言論自由,等等。《權利法案》是《大憲章》之後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它確立了議會至上的原則,議會成了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對王權(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使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君主立憲的憲政國家。《權利法案》是英國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憲法的前身。

偉大的變革必定伴隨著偉大的理論的產生,在光榮革命的同時,1689年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發表了他的名著《政府論》,在書中它提出了“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的著名觀點,主張政府只有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具有正當性,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他的思想實際產生在光榮革命之前,對促進光榮革命的發生和《權利法案》的製定起了重要作用,並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他的理論影響了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以及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傑佛遜和麥迪遜等人,激勵了後來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他被譽為古典自由主義之父。

受英國光榮革命、《權利法案》和洛克思想的影響,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於1748年發表了他的巨著《論法的精神》,他在洛克的分權理論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權分立“學說,三種權力互相分開、互相制衡、不可替代。”三權分立“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後來的《美國憲法》和《法國憲法》等民主國家的憲法就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孟德斯鳩還強調自由的實現要受法律約束,他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禁止的事情,那他就不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有這個權利”,這句話引申出了著名的“(公權)法無授權不可為,(私權)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著名法諺。

1775年4月19日,北美人民在著名的“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聲中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1776年7月4日,北美13個英屬殖民地的代表簽署《獨立宣言》。我們永遠記得《獨立宣言》中那些膾炙人口的語句: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和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1787年美國製定了世界上首部成文憲法《美國憲法》,規定了“三權分立”的聯邦制體制,並在其後的憲法修正案中規定了民眾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請願、持槍等權利。1863年11月19日,美國內戰之後,美國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發表了名垂青史的演說,在演說中他強調美國建立的政府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

中國人常說我們是文明古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就算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有三千五百年,經常被拿出來炫耀的有青銅器四大發明、儒家文化等等。但如果按照“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來看,這些都屬於“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國自秦始皇開始一直是中央集權政體,施行的是商鞅的霸道和馭民五術,維護皇權,限制民權。有人說商鞅屬於法家,我們也有法,但是此法非彼法,西方的法是國王和平民都要守同樣的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王總統也不例外,而中國的法對民不對君,沒有約束皇帝的法律,甚至有“刑不上大夫”之說,官員和平民的法都不一樣。可以說中國三千五百年的歷史只有文化沒有文明,而且幾乎處於一片黑暗之中。

我們常引以為傲並向全世界推廣的儒家文化,只是皇帝用來維護民間和官場秩序而已,就連這個也被閹割了。儒家文化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原意是:君要有做君的樣子,臣要有做臣的樣子,父要有做父的樣子,子要有做子的樣子,各有各自的行為規範。《孟子》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父母;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仇寇。還是有些平等概念的。到了漢代大儒董仲舒那裡,就演變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五常。到了宋明理學,乾脆就“存天理滅人欲”了。殊不知“天”字去掉“人”就變成了“二”,沒有人欲哪有天理?不都成了二貨了嗎?到了清朝,皇阿瑪索性集皇權和道統於一身,君言就是道行,皇帝有解釋儒家經典的權力,於是儒家經典又被曲解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官大一級壓死人”,剩下的只有君權官權,哪裡還有半點人權民權。

有人說我們還有道教和佛教,這些和儒家文化一樣都屬於“文化”的範疇,談不上“制度文明”的實踐。中國人得意時尚儒,失意時問道,最後逃避成佛,儒道釋用於修身齊家尚可,真正治國平天下,用的都是商鞅的霸道和馭民五術。儒道釋只是面對霸道而不得已的精神出路而已。

清末清廷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搞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晚清中興名臣張之洞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保留中國的製度學習西方的技術,從我們對文明的維度看只是學了西方的文化而不是文明。1905年清廷派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憲政,半年後回來得出的結論是“立憲利於國利於民不利於官”,於是“清廷立憲”搞出了換湯不換藥的“皇族內閣”,終招致辛亥革命結束清廷。

辛亥革命後,中國曾有過幾次憲政民主的努力。宋教仁改組國民黨在民國議會選舉中獲勝,中國有可能走“責任內閣制”的憲政道路,可惜他於1913年被暗殺。其後陳炯明提出“聯省自治”的模式並率先在廣東實施,中國有可能走聯邦制的憲政道路,但他不見容於具有獨裁思想的孫中山而兵敗流亡。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也就是民主和科學。從這個口號中就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重要缺陷就是沒有提到個人權利。沒有個人權利談何民主!所以“五四運動”只是一次不徹底的思想啟蒙而談不上文明實踐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設想,也因為日本人的入侵和共產紅魔的擴張在中國大陸沉沙折戟,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在台灣開花結果。而中國大陸則慘遭共產極權的蹂躪。

到了紅朝,極權到了極致。不僅沒有三權分立,反而將立法、行政、司法、選舉、監察、財產、軍警、思想、媒體、社團十權一統統於一黨。有人說中共也有憲法,我們看看中共的憲法是個什麼貨色。1954年中共第一部憲法通過後,中共黨魁毛澤東在中共的一次內部講話中說:“沒有憲法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麼損失嘛!漢唐強盛,有憲法嗎?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得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嘛!可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慘國情,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製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地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 “由此可見,中共的憲法就是一塊遮羞布,到了82憲法,乾脆在憲法序言和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共的領導地位,連這塊遮羞布也不要了,直接裸奔。到了2018年,習近平悍然修改憲法,取消任期制,使終生製成為可能,乾脆連黨都成了擺設,直接開歷史倒車回到帝制!在21世紀時代,一個1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居然恢復帝制,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恥辱,更是人類文明的悲哀!

歷史走到今天,2020年6月4日郭文貴先生領導的新中國聯邦登上歷史舞台,《新中國聯邦宣言》正式發布。《新中國聯邦宣言》及其附件秉承了《大憲章》、《權利法案》和《獨立宣言》的憲政民主思想,明確提出未來新中國聯邦實行三權分立的聯邦制憲政民主政體,用法律保障新中國聯邦人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財產權、選舉權等基本人權,傳承中華文化引入世界文明。中國的出路在於將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相結合,既有精神文化又有製度文明,這就是郭文貴先生倡導的正道主義正道主義將帶給新中國聯邦人信仰、正義、良知、憲政和尊嚴,新中國聯邦將解救中國人民於中共的專制黑暗之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人類文明的曙光。正像郭文貴先生在歌中唱到的:新中國聯邦人永不為奴!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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